残钞上的温度

午后，银行大厅里冷气开得很足，与门外的燥热形成两个世界。我正在整理凭证，玻璃窗外出现了一个佝偻的身影。老人推开门，热风裹着尘土的气息趁机钻进来。他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站在门口踌躇着，像是怕自己的旧布鞋弄脏光洁的地板。

“大爷，请坐，请问您要办理业务？”我主动问道。

他这才走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地将帆布包放在柜台上。帆布包鼓鼓囊囊的，拉链都坏了，用一根红绳系着。老人解开绳结时，双手微微发抖。

“闺女，我想存点钱。”他声音沙哑，“就是这些钱...有点旧，不知道你们收不收。”

说着，他从包里掏出一叠叠捆扎整齐的纸币。那确实是我见过的最破旧的钱——有发霉的百元大钞，边缘已经腐烂；有透明胶带粘了又粘的五十元；还有一元的纸币被洗得发白，上面的图案都快看不清了。

我看见老人局促不安的样子，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不断摩挲着柜台边沿，仿佛做错了什么事。我笑了笑：“没关系的大爷，人民币无论新旧都是法定货币，我们都收。”

老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像是被赦免了什么重大罪过。他开始一摞一摞地往外拿钱，每拿出一摞都要解释一句：“这是卖玉米的钱，放在谷仓里受潮了。”“这是儿子去年给的，不小心被洗衣机洗了。”“这些零钱是我平时卖废品攒的，一点一点攒的。”

我取出一双白手套戴上，又拿出一沓点钞纸和胶带准备修补。老人紧张地问：“要不要我叫下一个柜员来帮忙？你一个人数得太慢。”

“不用的大爷，您放心，我会仔细清点，保证一分不差。”

第一摞是那些受潮发霉的百元钞票。它们黏在一起，稍不小心就会撕破。我用镊子轻轻分开每一张，铺在点钞机上，但机器根本无法识别这些破损的纸币。于是我改为手工清点，将每一张残币平铺在桌面上，记录号码，测量缺损面积。

老人隔着玻璃看我工作，不时提醒：“右边角上缺了一块，但国徽还在。”“这张水印还能看清楚。”他像是这些钱的守护者，了解每一处的伤痕。

数到第三摞时，我发现一张纸币中间夹着一张小小的照片。那是一个年轻军人的黑白照，穿着老式军装，目光坚定。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1972年，留念。”

老人看见照片，眼眶突然红了。“这是我儿子，”他喃喃道，“当兵时照的。后来他...他在前线牺牲了。这些钱是他的抚恤金，我一直舍不得花。”

大厅里忽然安静下来，只有空调的嗡嗡声。我手上的动作不由得更加轻柔，仿佛这些不是纸币，而是一个老人最珍贵的记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客户来了又走。大堂经理过来问是否需要帮忙，我摇摇头：“就快好了。”

清点零钱时最为繁琐。一角、五角、一元的硬币混在一起，还有许多版本不同的小额纸币。老人说这些都是他捡废品换来的：“塑料瓶五分一个，纸板三毛一斤，我攒了一年呢。”

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积攒”二字的重量。

终于，在清点了整整四十分钟后，所有钱币都有了归宿。纸币按面额分类，破损的被专门封装等待上交央行兑换，硬币整齐地卷成卷。总计：三千八百六十二元五角。

当我报出这个数字时，老人长长地舒了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他在存款单上签字时手还在抖，但这次像是出于欣慰。

“闺女，谢谢你肯耐心地帮我这个老头子。”

他背着那个空了的帆布包，佝偻的身影消失在玻璃门后。

下班时，夕阳将银行大厅照得一片金黄。我走出门外，热风依旧，却觉得心中一片清凉。在这个数字支付盛行的时代，我们几乎忘记了纸币是有温度的——那上面不仅印着国徽，还印着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生计与梦想。

后来老人常来我们银行，不过每次都是取钱——取三百给村里小学买图书，取五百给留守儿童买书包。他说：“钱嘛，攒起来是为了花在该花的地方。”

而那些经过我手的残破纸币，早已被央行兑换成新钞继续流通。但我想，或许金融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数字的增减，而在于让每一份辛劳得到尊重，让每一份善意得以传递。

就像老人最后说的：“你们银行亮堂，钱存在这里，踏实。”而我想说，正是这些带着生活痕迹的纸币，让我们记住金融最初的模样——那不是冷冰的数字，而是有温度的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