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银行大厅里冷气开得很足,与门外的燥热形成两个世界。我正在整理凭证,玻璃窗外出现了一个佝偻的身影。老人推开门,热风裹着尘土的气息趁机钻进来。他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站在门口踌躇着,像是怕自己的旧布鞋弄脏光洁的地板。
“大爷,请坐,请问您要办理业务?”我主动问道。
他这才走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地将帆布包放在柜台上。帆布包鼓鼓囊囊的,拉链都坏了,用一根红绳系着。老人解开绳结时,双手微微发抖。
“闺女,我想存点钱。”他声音沙哑,“就是这些钱...有点旧,不知道你们收不收。”
说着,他从包里掏出一叠叠捆扎整齐的纸币。那确实是我见过的最破旧的钱——有发霉的百元大钞,边缘已经腐烂;有透明胶带粘了又粘的五十元;还有一元的纸币被洗得发白,上面的图案都快看不清了。
我看见老人局促不安的样子,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不断摩挲着柜台边沿,仿佛做错了什么事。我笑了笑:“没关系的大爷,人民币无论新旧都是法定货币,我们都收。”
老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像是被赦免了什么重大罪过。他开始一摞一摞地往外拿钱,每拿出一摞都要解释一句:“这是卖玉米的钱,放在谷仓里受潮了。”“这是儿子去年给的,不小心被洗衣机洗了。”“这些零钱是我平时卖废品攒的,一点一点攒的。”
我取出一双白手套戴上,又拿出一沓点钞纸和胶带准备修补。老人紧张地问:“要不要我叫下一个柜员来帮忙?你一个人数得太慢。”
“不用的大爷,您放心,我会仔细清点,保证一分不差。”
第一摞是那些受潮发霉的百元钞票。它们黏在一起,稍不小心就会撕破。我用镊子轻轻分开每一张,铺在点钞机上,但机器根本无法识别这些破损的纸币。于是我改为手工清点,将每一张残币平铺在桌面上,记录号码,测量缺损面积。
老人隔着玻璃看我工作,不时提醒:“右边角上缺了一块,但国徽还在。”“这张水印还能看清楚。”他像是这些钱的守护者,了解每一处的伤痕。
数到第三摞时,我发现一张纸币中间夹着一张小小的照片。那是一个年轻军人的黑白照,穿着老式军装,目光坚定。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1972年,留念。”
老人看见照片,眼眶突然红了。“这是我儿子,”他喃喃道,“当兵时照的。后来他...他在前线牺牲了。这些钱是他的抚恤金,我一直舍不得花。”
大厅里忽然安静下来,只有空调的嗡嗡声。我手上的动作不由得更加轻柔,仿佛这些不是纸币,而是一个老人最珍贵的记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客户来了又走。大堂经理过来问是否需要帮忙,我摇摇头:“就快好了。”
清点零钱时最为繁琐。一角、五角、一元的硬币混在一起,还有许多版本不同的小额纸币。老人说这些都是他捡废品换来的:“塑料瓶五分一个,纸板三毛一斤,我攒了一年呢。”
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积攒”二字的重量。
终于,在清点了整整四十分钟后,所有钱币都有了归宿。纸币按面额分类,破损的被专门封装等待上交央行兑换,硬币整齐地卷成卷。总计:三千八百六十二元五角。
当我报出这个数字时,老人长长地舒了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他在存款单上签字时手还在抖,但这次像是出于欣慰。
“闺女,谢谢你肯耐心地帮我这个老头子。”
他背着那个空了的帆布包,佝偻的身影消失在玻璃门后。
下班时,夕阳将银行大厅照得一片金黄。我走出门外,热风依旧,却觉得心中一片清凉。在这个数字支付盛行的时代,我们几乎忘记了纸币是有温度的——那上面不仅印着国徽,还印着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生计与梦想。
后来老人常来我们银行,不过每次都是取钱——取三百给村里小学买图书,取五百给留守儿童买书包。他说:“钱嘛,攒起来是为了花在该花的地方。”
而那些经过我手的残破纸币,早已被央行兑换成新钞继续流通。但我想,或许金融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数字的增减,而在于让每一份辛劳得到尊重,让每一份善意得以传递。
就像老人最后说的:“你们银行亮堂,钱存在这里,踏实。”而我想说,正是这些带着生活痕迹的纸币,让我们记住金融最初的模样——那不是冷冰的数字,而是有温度的生活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