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花盛赖近河

眼下，菏泽曹州牡丹园景区内，大田牡丹已进入展叶圆蕾期，翠绿的叶片在风中摇曳，饱满的花蕾悄然出现，等待绽放。据牡丹专家孙文海介绍，曹州百花园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明清牡丹王群，目前长势良好。

菏泽与牡丹有着不解之缘，而牡丹花盛赖近河。黄河是中华文明的中轴线，它是一条自然之河，更是人文之河。广袤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集大成地；牡丹则是黄河最醒目的色彩，它是黄土之花，是黄河流域最有代表性、最担得上国色美誉的花卉，与母亲河可谓天作之合。

在黄河文化扎根的上中下游，最为胜绝的是牡丹。早在800多年前，河州（今甘肃临夏）已有观赏牡丹的栽培，而且品种众多，如“魏紫”“姚黄”“梨花雪”“佛头青”“朱砂红”“二乔”“绿蝴蝶”“醉杨妃”等。这些品种名称与古牡丹谱及中原品种群的名称类似或相同。据著名牡丹专家李嘉珏等考证，这些品种主要是当地各族群众中的牡丹爱好者历经数百年时间选育出来的，属于紫斑牡丹品种系列。这里的牡丹植株高大，树冠高达二米，花朵硕大盈尺。

而在菏泽，牡丹与黄河有着最美好相遇。“曹县牡丹甲天下”，黄河中上游冲积而下的大量土壤养分，在适宜气候的催化下，让牡丹在黄河的臂弯中找到最优主场。从明代到今天，菏泽地区一直是中国牡丹的栽培中心，牡丹生于斯、盛于斯，把黄河古老文明的精华不断怒放，成为解读黄河文化的最佳切入点。

菏泽牡丹源于何处、来自何时，在文献史料中有三个重要渠道——

先是通过购买引种。《曹县志·物产·花卉》中载：“敬托周使为绍，乞得数十孤根，散洛阳芳姿于乡里，大是快事。”戴松成《国花牡丹档案》载：“明万历年间，山东曹州人赵瑞波不顾长途跋涉之苦，购回洛阳牡丹10株。”近代赵世学《新增桑篱园牡丹谱》亦载：“二乔……花出洛阳，移曹州百余年，一名‘洛阳锦’。”由此看，河南洛阳应是菏泽牡丹来源之一。

再就是相互交流。清光绪《曹县志·物产志》载：“牡丹，非土产也，好事者买莳园圃。”这是说牡丹不是菏泽固有物产。因此有人主张，菏泽牡丹其实来自亳州？事实到底如何，明《亳州牡丹史·本纪》载：“德、靖间……偏（遍）求他郡善本移植亳中。亳有牡丹自此始。”德、靖间即1506年至1566年。《亳州牡丹史》中记载了9个直接来自曹州的牡丹名品，如：“梅州红……出曹县王氏，别号梅州云”“飞燕红妆……得自曹州方家”“状元红……弘治间得之曹县，又名‘曹县状元红’”。

《亳州牡丹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牡丹专著，书中关于“曹县状元红”等品种的记载，是目前曹州牡丹栽培能够追溯到的最早文献记载，可以说“弘治间”是曹州牡丹的起始年代；弘治（1488～1505）是明孝宗的年号，这个记载说明曹州牡丹是早于亳州牡丹的。亳、曹两州的牡丹栽培皆始于明，是相互影响的。

最后是移民带入。元末明初，菏泽地区的外来人口高达60%，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山西。其中，汾州府是菏泽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据《牡丹区村庄概览》，“曹州牡丹园”“百花园”“古今园”“凝香园”“毛氏园”“赵氏园”均始建于明代。《山东省菏泽市（县级）地名志》显示：牡丹聚集地的赵楼村（现国花社区）、洪庙村（现百花社区）、李集村（现天香社区）的建村时间亦在明代。《牡丹区村庄概览》还记载，牡丹街道花区的村民其祖先多是来自山西洪洞县的移民。这令人不得不联想到山西移民带有野生牡丹来菏。

牡丹抵达菏泽的方式虽各不相同，却都离不开黄河的推波助澜。历史上，黄河与牡丹交会交融、共同演绎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深沉与瑰丽，也助力了自身的美丽传奇。早在明万历年间，在东平为官的谢肇浙数次路过曹州，留下这样的记载：“余过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气迎鼻，盖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菜蔬然。”种植牡丹犹如蔬菜般普遍，可见当时牡丹种植之盛。谢肇浙还说：“曹州一士人家，牡丹有种四十亩者……多至一二千株，少者数百株。”

由此可知，400多年前菏泽牡丹的盛况。当时菏泽城东北一带，牡丹连阡累陌，万紫千红。当时曹州的牡丹园更是鳞次栉比。

“一棵牡丹从种苗到开花，需要经历萌芽、膨大、显蕾、翘蕾、立蕾，之后是小风铃、大风铃、圆桃、平桃、透色、初花、盛花等十余个阶段。”老花匠赵守崇向记者介绍，“从立蕾到小风铃是牡丹生长的关键时期，需要花匠对每一棵牡丹细心观察。虽然身子累，但整个过程让人很开心。”

正如赵守崇所感悟，花匠在培育花，花也在养育人。牡丹花在花匠眼里，是一种艺术品，也是精神之寄托。光绪年间编纂的《菏泽县志》，记载了一位叫李桂芳的曹州人。他“少负奇气，为府学生，贡礼部”。等他到了帝都，见时事日非，归乡辟地种植以牡丹为首的六种花，自称“六花主人”。年九十余，望若神仙，里中咸敬异之。他尝题其室曰：“一世乡人，读书觅士论千古；五朝逸士，种竹栽花阅百春。”

纵观中国牡丹发展历史，没有任何一种花能像牡丹一样，其发展规模随着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存亡而荣枯；更没有任何一种花能像牡丹一样，分布中国大江南北，延植华夏数千春秋。

牡丹之命运，受黄河之牵引，还波及花匠之人生轨迹。据《菏泽县乡土志》记载，元明以来，黄河数次泛滥，曹州首当其冲。清朝以来，曹州遭过七次较大的洪水，牡丹淹没殆尽。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自河南省竹林决口，菏泽遭受水灾，赵楼村北牡丹田可行舟船。牡丹最怕水淹，有灭顶绝种的危险。养花者泅水把牡丹拔出，移栽到赵王河东岸的一些村庄，牡丹才得以保存。

1933年，黄河又从竹林决口，水漫菏泽城北，牡丹园内水深两米。花匠们将打捞出来的牡丹捆装成包，背着去外地逃荒要饭。哪怕饿着肚子，花匠们也不愿将牡丹卖掉。大水退去，他们陆续从外地归来，将背着的牡丹栽到村外高坡地中，继续发展牡丹种植。始料不及的是，水灾之后又是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粮食价格飞涨，一棵牡丹换不来一斤红薯果腹。尽管如此艰辛，花匠们还是舍不得陪伴多年的牡丹，不愿将牡丹地改种庄稼，在饥饿年代顽强地将牡丹保存下来。日子稍微缓解一些，日军的铁蹄踏入山东，花匠们失去了牡丹的销路。万般无奈下，有的花匠只得刨掉牡丹改种五谷，牡丹种植面积减少了十分之八九。

自1840年至1949年，菏泽牡丹一直走下坡路，花田不过百亩，花色只剩三四十个品种。

新中国成立后，菏泽牡丹重新焕发生机，牡丹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各色新品种也在匠人们的不断钻研下迅速涌现。如今，菏泽作为“中国牡丹之都”，观赏牡丹种植面积达5万亩，9大色系，十大花型，1308个品种，年产标准化牡丹观赏种苗1000万株，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品种最多、色系最全、产业链最长的牡丹生产、销售、科研、观赏中心。如此成果，不负历代曹州牡丹匠人，更不负黄河之安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