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养廉之道 铸强盛之基——《左传》中的廉洁文化

《左传》作为一部记载春秋250余年史事的编年体史书，是“十三经”之一。《左传》长于记事，古人称赞它“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广记而备言”，是“史之极”也，可谓推崇备至。除了史料翔实、辞义赡富之外，《左传》还有着“其文缓，其旨远”的深邃内涵。魏晋时期为《左传》专门作注的杜预就深刻指出，《左传》具有惩恶劝善的思想意图。人们在对历史进行原始要终的阅读中，就能真切感受到个人国家兴衰荣辱背后存在的共性原因，从而在潜移默化的浸润中循正道、守正义、知戒惧。其中，《左传》极为强调廉洁之德，它提出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不刊之论，值得我们借鉴吸收。

廉洁是国家强盛之基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将廉洁视作最大的道德，将奢侈视作最大的恶行，指出廉洁是国家发展强盛的道德基础。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国家秩序解体的混乱之中，诸侯国的命运浮沉不定，有的崛起为霸主之国，有的却国破家亡。在目睹不同国家的际遇后，《左传》作者对廉洁之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廉洁不仅是对个体持身的具体要求，更是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由此提高了整个社会对廉洁的认识程度。

在另外一则例子中，《左传》记载吴国夫差陈兵陈国时，令邻国楚国深感威胁，在楚国大臣们为此惊惧不安之时，大臣子西冷静剖析，认为夫差贪图享乐，“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夫差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得到，玩赏喜爱的东西一定要随身携带，积聚奇珍异物，尽享游观玩乐，这是“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子西清晰地意识到虽然吴国看上去国势强盛，但却是外强中干，奢靡享乐之风早已使吴国根基败坏，不足以威胁楚国。

尊礼义、重民情是执政者养廉之道

“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左传》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鲜明体现着这一时期典型的思想观念，即全书强调以“礼”和“义”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与道德原则。在《左传》作者看来，道义是礼制的精神，礼制支撑着国家的政治生活，而政治最终是用来端正人民的。换句话说，“礼”和“义”在根本上都是为了使人民过上殷实又守礼的生活，这样的思想同样体现在对廉洁之德的认识上。《左传》中大量记载了大臣劝诫君王应当守礼、体恤人民、不要沉迷于享乐的言论，反映出当时贤明之士以礼义和民情引导君王克制欲望、培养廉洁品德的普遍做法。

警惕欲望是个人持身之法

“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左传》作者深刻地指出安乐就好像鸩酒毒药一样，不能够贪恋，以此表明对享乐和欲望的高度警惕。“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左传》进一步指出骄傲、奢侈、淫欲、放荡四者极易腐蚀人的本性，它们是人走上邪道的内在原因，因此在生活中应当时刻保持警醒，对自己严加要求，不可心怀侥幸、沉迷享乐。《左传》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光辉事迹，他们对自己始终持身极严、对欲望始终保持清醒认识，体现了高尚的道德人格。

《左传》记载大臣敬仲请齐桓公宴饮，齐桓公喝得非常尽兴。不久天黑了，桓公命令人点上灯继续喝，但是敬仲却辞谢说：“我只知道白天招待您，不知道晚上陪饮，不敢奉命。”《左传》特意将这段对话记录下来，表明对敬仲行为的高度赞赏，并进一步评价他“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认为敬仲只是用酒来完成款待国君的礼仪，自己并不沉迷，这是符合义的行为；不仅如此，敬仲还能够引导君主节制欲望，这更是符合仁的行为。

宋国大夫子罕身上同样表现出这种不为欲望所困的独立品格。宋国有人得到一块宝玉，想把它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的人说：“我把这块玉给玉工看，玉工认为这是块宝玉，我才胆敢献给您。”面对献玉之人的恳求，子罕完全不为所动，清醒地说道：“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这是说子罕以不贪婪为宝，献玉之人以玉为宝，如果子罕接受了玉，那么两人都丧失了宝物，不如各人保有各自的宝物。子罕的言行体现了孔子“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的思想，是古人以德行节制欲望的生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