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两弹功臣”在烟台

附二：

“两弹功臣”在烟台

1.疑问和寻找

中国成功发射“两弹”震惊世界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但父辈们脸上洋溢出的那种巨大喜悦和自豪之情，却令我终生难忘。所以，当听朋友说起在烟台有不少参与过“两弹”研制的科研人员时，我立马兴奋起来。而当我找到他们并发现“两弹功臣在烟台”的人数竟然达到140多时，我的兴奋顿时化作急切：这么多两弹功臣从何而来？在烟台的20多年里，他们如何保守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秘密？他们在现场看到的两弹研制过程和我们看到的解密资料有何不同？他们现在生活得怎样？

“6•17”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40周年前夕，在“烟台啤酒”的大力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他们中的8个人：正研究员级的重庆人杨大礼(今年80岁)、高工杨德明(原籍莱州)、李建玉(原籍海阳)、高工刘世骥(出生芝罘)、孙凤春(原籍招远)、高工张秉义、高工杨守良、朱常权(原籍龙口)。他们参与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中国第一颗氢弹、中国第一颗热核氢弹、中国第一次地下核爆、中国第一次核武器部队配备装置等大小相关核试验近百次。

我们以下的描述完全取自于他们的采访录音———

2.自豪和艰苦：馒头冻成了冰坨子，在铁轨上都砸不开

“中国上世纪50年代拍了部电影叫《金银滩》，上演后不久莫明其妙地被禁了。只有我们明白，那个电影的拍摄外景地‘金银滩’后来被苏联专家帮助选址为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场了，也就是我们为之献出青春的‘221基地’(毛主席的那段‘中国搞原子弹氢弹有个十年八年的工夫完全可以’的名言是2月21日说的)。现在这个位于青海海晏的基地已经开放成为旅游景点了，不少人说那里的设施条件还是很完备的，其实那都是后来建的，20世纪60年代那方圆1170平方公里基地的条件太艰苦了。

我们这些人中，最早的是1963年上基地的，最晚的是1965年去的。要说那时苦到什么样？举几个吃住行的例子吧：那里平均海拔3400多米，烧水烧到83度就开锅了，所以从没吃过熟馒头，都是黏糊的。虽然当时全国支援搞两弹，但由于基本动用的是战备储藏肉、粮等，再加上长途运输货车的憋闷，我们在基地期间难得吃上新鲜的肉蛋菜。后来，吃上新鲜鸡蛋还不习惯，总觉得蛋皮上长霉毛的那份鸡蛋味道才是正宗的。”

说起当年的艰苦生活，朱常权似乎没有感觉太多的苦涩，他1964年2月从北京西直门车站押运物资回基地，七天八宿的闷罐车里，提前带的馒头全冻成了冰坨子，在铁轨上砸都砸不开，不得不到处找热水泡着吃。

“由于是科研人员，我们比住在帐篷里的士兵条件好些，都住在楼房里。但戈壁滩的风沙确实太猛了，以至于大家后来都养成了习惯，早晨起床第一个动作是抓住被头猛地一扬，一宿工夫刮进房间内的砂土在被子上能当另外一层被子。

我们驻地到试验场地有一条‘幸福路’。何以得名？就因为方圆百里只有这200米最平坦。戈壁滩上要试验修路，这200米是样板路。其他的路面，戈壁滩上的大大小小的石头再加上常年冰冻的冰疙瘩，人坐在汽车上就像摇煤机里煤球一样，前仰后俯，上下颠簸，左右摇晃。我们每天要这样乘车40多分钟上下班。

最苦的还不是自然条件，而是工作环境。我们搞‘两弹’，成天和铀等放射性材料打交道。去年在烟台去世的宋协军，就是专门加工8号材料(我们对铀238的称呼)的工人。在加工过程中，他甚至要常把头伸进8号材料的圆孔中观察。我们那时的防护设备是什么？就是16层的口罩，最厚也就是32层。

还有更危险的。刘世骥他们的工作是完成原子弹的引爆装置。当时的代号是‘65实验’，正规名称是‘爆轰实验’。他们要同时将数量众多的特质梯恩梯炸药多孔道大密度高压强地安置好，稍一疏忽都会造成大爆炸人亡厂毁。外间传说中国的原子弹是木头棒捣出来的，这还真不假。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的数次‘65试验’和真正的引爆，炸药的装填都是用木头棒捣的，因为金属器物使用在装填过程中的任何一点火花都是毁灭性的。当然，后来的氢弹就不能用这样的方法了，比原子弹引爆还要费事和危险。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也是满怀豪情。能把青春和事业奉献给中国的核武器实验，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多大的荣耀。1965年，杨德明从哈工大毕业，领导专门找他谈话，指明分配方向，他为此激动地彻夜难眠。班主任告诉领导，小杨是独生子，怎么好把他分配到青海核基地去？杨德明急得几次找领导坚决表明态度，学国防专业的，能到国防科研前线去那是最大的光荣！”

3.成功和静默：对家人“不许写信不许寄钱断绝一切联系”。

“从来没有叫苦叫累，却不等于没有烦恼。我们那时的烦恼是静默。要知道，静默虽然可以最大程度地保守机密，但生活中毕竟不是除了工作没有别的。哪有静默可以俘获姑娘心的恋爱？哪有静默可以陪伴老婆过安逸日子的？可我们必须静默，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保密原则，甚之又甚！’所以在那个年代，到了基地后断绝和家庭联系的人许许多多，到了基地后便隐姓埋名几十年的人也有许多许多。著名‘两弹功勋’邓稼先，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也被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老丈人许德珩问了半天：‘中国真厉害！搞这个工程的科学家更厉害！稼先，你是搞这个专业的，知道是谁负责搞这项工程的吗？’

首席科学家都这样静默，众多的科研人员有什么理由不静默？！刘世骥是在烟台的所城里度过童年时光的。到了221基地后，他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找个对象何其难也。不能告诉姑娘自己从事什么职业，不能告诉姑娘自己在大西北的哪个地方，甚至不能告诉姑娘自己的工资，当时他们的工资两倍于同类大学生。能说的，只是一个对外的‘221信箱’。

好在刘家在烟台是大户，好在刘家在烟台是大户，叔叔婶婶多，刘世骥成功地利用了每年一个月的假期，不仅谈上了恋爱，而且最终喜结连理。可后来核实验最紧张的半年里，‘不许写信不许寄钱断绝一切联系’的‘最高禁令’差点儿让刘世骥的妻子‘千里寻夫大西北’，为避免泄密，基地领导以刘的名字给刘妻发了4个字‘安心工作’，才让在烟台的妻子放了心。”

朱常权讲了许多烟台功臣们的静默故事，他自己也一样。朱常权是基地生产计划供应处的副处长，需要经常到基地外面跑材料和装备。有次到沈阳联系运输车辆途经北京，遇到一位哈工大的老同学，“听说你在搞原子弹？”老同学问，朱常权连连否认，此后主动断绝了与大学同学的所有联系。许多老乡、同学在基地内工作了几十年，却因为不能随便走动而根本不了解对方在干什么。

即使在离开基地后的几十年里，大家也都严格遵循保密规定，于是烟台技校的很多人不了解他们的副校长李建玉当年便是制造原子弹的专家之一；烟台城乡建设学校的学生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杨德明老师是当年研究原子弹“震动冲击实验”的主力干将；烟台一轻局的绝大多数人更不知道他们的老书记朱常权当年曾经是国外间谍机构最热切寻找的关键人物之一……

从踏进基地的那天起，他们都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为祖国，时刻准备着，准备奋战，准备牺牲，也准备静默，还准备着别人的不理解。虽然，这不理解可能正好来自于你最亲爱的人！

“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那绝对有可能。但是我们自己理解我们自己，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大环境中，虽然存在危险，但更存在我们的精神，这种精神首先是体现在老前辈老领导这些榜样的身上。”朱常权如是说。

试验现场铀辐射含量的“盖格计数器”不再发出任何声响，我们才能重新铺上新沙子准备再试验。“文革”中一度派性闹得厉害，不少人都去“闹革命”了，清除现场的工作缺少人做。王淦昌院长亲自上阵：“来！我领大家一起干！”王淦昌是谁？中苏关系没有破裂之前，王淦昌是“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核试验小组副组长”，中国“两弹”的蓝图就是首先存在于王淦昌和钱学森的脑袋里。

1955年就是少将的李觉副院长，不仅带头住在科研人员所住楼房外面的帐篷里风餐露宿，而且诚恳地告诉科研人员：“我来这里就是给你们当服务员的，为你们服务！”要知道，李觉到基地之前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参谋长。

“你们说说，碰到这样的领导，我们哪有不拼命的道理。就是现在，别看我们在风景秀丽的烟台过着退休养老的安逸生活，但是，想起在大西北的艰苦岁月，我们还是兴奋激动，就像回到了年轻时代。”

4.选择和生活：烟台好，烟台人好，烟台人帮助起来真是实心实意为什么选择到烟台来退休养老？烟台是个好地方么！

当年在烟台鹏程小学(现华侨中学的前身)上学的刘世骥，退休后终于回到妻子身旁，而且成了烟台的“宣传员”。在221基地科研人员的印象中，刘世骥的家乡烟台是全国最好的地方，重庆人杨大礼的妻子是广州人，听说烟台又有鱼吃又盛产水果，再到烟台实地一考查，便来安家落户了。

上世纪80年代末，221基地完成历史使命行将“退役”时，更多的“221人”把目光瞄准了烟台，当年曾出现14户基地人家联合到烟台来安家落户的“盛举”。

为什么选择烟台？烟台好！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12摄氏度。而我们基地年均气温零下4摄氏度。

烟台好！烟台苹果莱阳梨，大樱桃是春果第一枝，而我们基地当年连新鲜蔬菜都是宝贝。

烟台好！干净卫生，从满目荒凉的戈壁滩来到烟台，感觉烟台特干净特美；朱常权回基地到处讲，在烟台，满城是树；而每棵树下，都能看到老人在拣拾落叶。

烟台好！物价指数低，5分钱能买根牛奶冰棍吃，2毛钱能喝一斤新鲜的烟台啤酒，7分钱一个烤饼，带鸡丝、肉丝、紫菜丝的馄饨，花1角5分钱一大碗。要知道我们那时的工资可都上百元呢！

烟台好！烟台交通太方便了，上北京，下上海，跨大连，走东北。铁路轮船汽车飞机的，样样都通哪都能去。

说到底是烟台人好，豪爽淳朴，特愿意帮助人。在烟台街上打听路，那人都能领着你亲自找去。我们到烟台落户，包括老婆孩子的户口、工作、孩子就业找对象，烟台人帮助起来那真是实心实意。

当年221基地行将解散时，国家专门下发了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妥善安排为“两弹”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们。于是，烟台便悄悄地“收藏”了147位“两弹功臣”。

经过多少年的寻找联络，现在在烟台的“两弹功臣”们已经全部联系上了，大家相聚的喜悦自然说不完。但听到老战友们驾鹤西去的噩耗，大家的心中也是难掩悲伤。说到老战友的情况，“两弹功臣”在烟台的“民间召集人”朱常权几尽哽咽：去年去世的苏贵云，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了，可他留下的是个怎样的家呀？没有收入的老伴和已下岗至今没有娶亲的小儿子相依为命。大儿子虽然娶亲了，但在烟台塑料厂月收入只有几百元。远在东营的女儿每月寄来的200元钱成了母子的生活费。

多年加工8号材料的宋协军，去年65岁就去世了。莱阳籍的老伴赵丽因为没有工作，只好到新疆女儿家去栖身。这次听说大家要聚会庆祝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40周年，在电话那头急得落泪：她多想回烟台来看看老伴多年来这些老朋友！但来回新疆的火车票她都解决不了！

……

和“两弹功臣”们接触时间长了，也知道了他们的不少苦衷：比如他们中的一些人工资较低，他们想到青海基地去“寻旧”却“望病长叹”只能连年西望戈壁……但和他们在一起谈起当年“两弹”轶事的时候，他们苍老的脸上，虽然皱纹包围着眼睛，却闪烁着年轻的光芒。他们虽声音低弱，但对往事的记忆却依然清晰，透露出铿锵的自豪。

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他们，又是多么平凡的英雄！

(原载于2007年6月13日《烟台晚报》)

跋：我和烟台啤酒的几个小故事

作者简介：

尹浩洋，50年代肖狗男。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幸遇恢复高考，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四年获文学士。

旋在烟台乡村教学6年，因爱好写作1990年参与创刊《华夏酒报》，1992年初参与创刊《海南经济特区报》，夏天回乡参与创刊《烟台晚报》并任首席记者多年。发表作品近两千万字，百余篇文章获得全国一二三等奖和全省一等奖好新闻。

现任烟台市作协副秘书长兼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专心研究烟台文史文化多年，出版著作30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