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刘续兵：回归经典 以时代精神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编者按：11月23日，《尼山丛书·国学经典音注》新书发布会暨“新时代国学经典传承普及”研讨会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召开，为向社会各界更好地宣传和推介这套丛书，中国孔子网对孔子研究院副院长、丛书总主编刘续兵和编纂团队进行了专访，深度解读该套丛书的学术价值及当代意义。

01、中国孔子网：作为《尼山丛书·国学经典音注》的总主编，请您介绍下这套丛书出版的有关背景？

刘续兵：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发表了被学术界称为“曲阜讲话”的重要讲话，发出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总书记在讲话中重申“四个讲清楚”要求——“创造性转化”的前提是“继承”，只有讲清楚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讲清楚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才能以时代精神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面向未来”的“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国学经典一度从教材中被删除，几代人都对传统思想有了不小的“隔膜”，误解、曲解更是比比皆是。要改变这种局面，重树文化自信，除了从学术理论层面上深入正本清源、加强研究阐释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回归经典，以经典凝练出的文化精髓涵养其精神世界，这是赓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文明的守正之基、治本之策。因此，加大传统文化传播普及力度，编写广大读者看得懂、能入心的“国学经典音注”系列读本就显得尤为必要。

02、中国孔子网：丛书选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道德经》六部经典进行正音释读，请问为什么选择这六部经典？对六部经典的研读次序您有何建议，为什么？

刘续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儒家基本经典，自从朱子确立“四书”的概念并为其章句集注后，其地位越来越高，在社会上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五经”，历代读书人无不奉为修身之圭臬、学问之准则。《诗经》是“五经”中距离生活最近、也最具教化意义的一部经典，朗朗上口，易于诵读。《道德经》则是最重要的道家典籍，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这六部经典，是中华文化最重要、也最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典籍，也是具备了一定文化基础的人们学习国学经典最恰当的“切入口”。

朱子认为，“四书”之中《大学》最重要。学习“四书”的次序应该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也就是说，《大学》的“三纲八目”是修身治学的总纲，对于确立人生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读经典要先读《大学》。然后读《论语》，学习孔子仁、礼思想，培养君子人格。然后读《孟子》，学习“存心”“养心”之道，培养大丈夫气概。最后读《中庸》，理会其中的微妙精诚、中道思想。按照朱子的说法，《中庸》最难懂，要在读其他“三书”之后才适合去学习。这个次序当然有其内在理路；但在具体学习的过程中，也不必过于纠结于这个次序，因为很多道理是相通的，应该根据每个人具体的情况灵活处理。

《诗经》是精选出来的古代诗歌，字里行间保存着先人们的真挚情感和价值观念。孔子曾教育他的孩子“不学诗，无以言”，表明《诗经》对于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意义。《道德经》的智慧更是得到古今人们共同的推崇，将道家经典列入这套丛书，儒道互补，可见传统文化的荦荦大端。

03、中国孔子网：这套丛书的编写思路是什么？在编写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又是怎样解决的？

刘续兵：经过编写团队的反复研讨，我们以“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为原则，选取编注对象，确定依托底本，校勘业已出版的相关版本，结合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上述经典进行重新注音、注释，努力编写校勘精良、读音标准、注释准确的国学经典普及读本。

其中，《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采用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诗经》以《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正义》为底本，并参照“三家诗”对其中的个别字词进行了修订；《道德经》采用王弼注本为底本，也适当地以河上公本、马王堆帛书本、郭店竹简本与北大汉简本等为参校。

我们知道，中国有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前人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这既给后人留下了富贵的财富，也为普及读本的编写带来了很大的难题——经典中的很多概念、文句以至于一些具体的字词，都有多种解释。比如《大学》和《中庸》，其流变情况非常复杂，对于段落次序甚至主导思想，对于很多字义，例如“亲”到底是“日新”之“新”还是“亲近”之“亲”，学者们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作为一套面向非专业群体的普及读物，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是很考验研究团队能力的。我们所用的办法就是“选准底本，盯紧主流”，采用最受普遍认同、接受度最高的“说法”向公众进行传播，但也适当对其他有代表性观点进行介绍，供读者参考，以便留有思考的空间。

另外，作为一套以“正音”为重要目标的读本，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古今字音的演变问题。凡有分歧之处，根据文义，汲取历史上注疏经典的经验做法，尤其是参考和借鉴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正音读、重释义的注解做法，将每个字的读音标注清楚，以便帮助理解字义。对一字多音、不好确定的字词，查找权威资料，结合现代读音，反复推敲，以确定最佳读音。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经典的原貌，在繁、简字转化时保留了部分常用的古汉语字词，其中有些不常用的生僻字词也依据底本予以保留，力求做到文本的准确无误。

04、中国孔子网：社会上有很多儒家经典注音释读的版本，比较而言，您认为这套丛书有哪些创新？为此，我们编写团队做了哪些工作？

刘续兵：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已出版的大量版本，既借鉴各家所长，也尽量避免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在两个方面给予高度重视：

其一，确立“正本清源，深入浅出”的理念。做国学经典的普及工作，必须立足于对经典文本的正确解读，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难得的。要求既要具备一定的学术功底，又要拥有宏观的历史文化视野，才能在“同情的了解”中揭示其文化底色，阐释其核心观念。同时，还要结合社会需求，注入时代精神，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搭建起文献典籍与广大民众之间的桥梁。

其二，创新体例，以“立体式、系统性解读”为目标来展开编注工作。一是“导言”为领，每部作品都以“导言”来提纲掣领，努力把握每部经典的要点，向读者讲清楚其框架、价值和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二是“章旨”为引，每部经典的“篇章”都通过“章旨”的形式进行引导解说，综述篇旨大义，注意阐明相关章节在逻辑、义理上的内在联系。读者结合“章旨”阅读正文，可见全书结构的纵横条理。三是“正文为经、注释为纬”，对难字、难词，有针对性地进行注解，力求精练、准确、易懂。四是“注音为辅”，并专门加入了诵读功能，读者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听到读音标准的专业诵读。在关注古今读音演变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关于汉语拼音的有关标准，兼顾因诵读所需而造成的“转音”问题。

05、中国孔子网：我们知道这套丛书面向的主要受众是青少年，您认为青少年群体应该如何学习儒家经典，在日常生活中又如何做到转化运用呢？

刘续兵：我觉得孔子的一句话，是专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一是把读经典与课堂学习结合起来。孩子们平常的学习任务已经很重，不能为学经典再增加更多的负担，“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轻松的心态来投入，用经典熏陶性情，并由此促进对文化课的理解，而不是因为增加了“任务”带来额外的压力。

二是把读经典与习礼仪结合起来。什么是“入则孝，出则悌”？就是使经典中的“道理”与生活中的“行为”来对应，在“洒扫、应对、进退”的“民生日用”中，来理解经典中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来理解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三是培养“仁爱”和“敬畏”观念。“爱”与“敬”，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对经典的“学”和生活中的“习”，从爱父母开始，爱老师，爱同学；逐步树立责任意识，涵养君子人格，确定自己的人生格局。

06、中国孔子网：您作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并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的亲历者，也是孔子研究院这十年发展的见证者。十年来，孔子研究院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推动文化“两创”落地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刘续兵：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讲话”中，重申了“四个讲清楚”要求，提出了文化“两创”方针，并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指出了明确方向。

对于传统文化研究机构来说，“讲清楚”，就是要搞好“中华文明内涵研究”。十年来，孔子研究院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组织科研人员奋力攻关，发表学术论文近900篇，出版专著100多部，立项课题150多项，获得各级各类学术奖励近50项，组织举办学术活动250多场，取得了《曲阜儒家碑刻文献集成》《世界孔子庙研究》《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等一批代表性成果。

在“孔子文化传播研究”方面，我们建设了“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先后接待了130多个国家的孔子学院师生、海外汉学家以及国内各地干部政德教育学员、专家学者、国学爱好者等7万余人。推出了70余万字的《中华传统八德诠解丛书》，分别阐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起源、含义和本质，论述与个人修养、社会和谐及国家治理的关系；随后又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版《中华八德：党员干部读本》《中华八德：青少年读本》等具有传播普及意义的系列文化读本，入选“第五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获奖教材”。重点推出由13名高层次人才13部著作组成的《尼山儒学文库（第一辑）》，注重思想性、学术性、时代性、普及性的有机统一，既有宏观的儒学元典研究，也有微观的专题思考，帮助读者把握新时代儒学研究和建构的发展。

我们还投入大量精力开展学术交流和普及推广工作。连续多年举办“世界儒学大会”；设立并推选我国儒学研究领域最高奖“孔子文化奖”；举办已有3万余名线下受众的国学普及讲座“春秋讲坛”，先后出版了两部《春秋讲坛学术演讲录》。

文化“两创”这十年，有幸“预其流”“入其流”，赶上了文化复兴、民族复兴的新时代。这不仅仅是孔子研究院的幸运，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