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奠礼：“国庙”里的“国之大典”

文庙，是中华文化的至高殿堂，传统思想的重要场域，在历史上起到了精神信仰、学术传承、人文教化等重要作用，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景观。文庙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祭祀历代儒家圣贤，而人们平常所说的在文庙中举行的“祭孔大典”，传统上称之为“释奠礼”。

从释奠古礼到文庙祀典

“释奠礼”，“释”指依次陈列祭品；“奠，置祭也”；合起来，就是陈列供品以祭神。初期的释奠礼主要与战争、田猎、外交相关。周武王起兵伐商，“牧野之战”胜利后，“设奠于牧室”，燔烧柴木以告天神，陈列祭品以告地神。我们看今天的“祭孔大典”——焚烧祝帛，用来祭天；“瘗毛血”，将“三牲”的毛和血埋入地下，用来祭地；陈列“三牲”等祭品，请孔子和历代圣哲贤儒享用，“祭文”最后一句，就是“伏惟尚飨”。释奠古礼的核心要素，在当代文庙祀典中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孔子之前，释奠礼的演变已呈现出由“武事”向“文事”的明确转向，从宗庙中的“先祖”转到学校中的“先圣先师”；但是，“先圣先师”一直没有固定的对象。直到东汉以后，才终于有了明确的、众望所归的主祭对象，那就是万世师表孔夫子。

两汉时期，先后有几位帝王亲自到曲阜祭祀孔子。到了魏晋南北朝，年幼的皇帝或太子在“通—经”也就是学习经典“考试合格”后，都会到太学行释奠礼祭祀孔子。唐代“州县皆立孔子庙”，正式确立了文庙从祀制度，释奠礼纳入国家礼典的制度性安排，成为“国之大典”。文庙终于褪去“私学”色彩，由孔子的弟子后裔祭师拜祖的“家庙”，向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庙”转变。

历史上先后有四位圣人即“四配”、十二位“先哲”、一百五十六位“先贤先儒”，共一百七十二人先后被奉入文庙配享从祀孔子，文庙也就在事实上成为中国文化名人堂、历代先贤祠。从祀人物的增加和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时势之变，是那个时代的“创造和创新”。

当然，由于文庙的种类不同，祭祀礼仪也相应有别。有的文庙属于国家礼制性庙宇，如北京孔庙和国子监，或皇帝亲祭，或遣官致祭，或固定官员按职司主持，简称“国祭”。有的文庙属于家庙性质，如浙江衢州孔庙，由孔氏族人负责，属于“家祭”。还有一个最特殊的文庙，兼有以上两种性质，那就是曲阜阙里孔庙，既是国家礼制性庙宇，也是孔氏族人家庙，皇帝亲祭或遣官致祭时属于“国祭”，由孔子直系后裔“衍圣公”以孔氏族长身份主持时则属于“家祭”；“衍圣公”本身又是国家官职，身份具有“两重性”，因此曲阜孔庙的情况最为复杂。

释奠礼的举办时间延续了先秦时期释奠古礼的“常时”和“非时”传统——固定举办时间（春夏秋冬）的常时性祭祀和因事而祭的非时性祭祀。祭祀形式上，除最高规格的“释奠礼”外，还有“释菜”和“行香”二祭，都在每年、每季、每月的固定时间举行。临时性的祭祀主要有皇帝亲自到曲阜阙里的“幸鲁”，皇帝或太子到国子监的“临雍释奠”，皇帝委派官员的“遣官致祭”，国家有大事时的“告祭”，出征取胜后的“献功”等。

“乐歌舞礼”并为一体，是释奠礼综合艺术形式的显著特点。其核心仪程，也就是祭祀过程中先后三次向孔子行献酒礼的“三献礼”，在北齐时期就已出现，到唐代正式确定下来。北宋时，增加了对先贤先儒的“分献礼”，凸显了人们对中华文明传承者和弘扬者的重视，在文庙祭祀演变中意义重大。清代对程序进行了一些微调，把“十二哲”和两庑的分献礼改在“迎神”后进行。

“祭孔大典”的当代发展

因为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中断了文庙祭祀活动。1986年，曲阜市根据文献记载，首次恢复了“仿古祭孔乐舞”，列入“孔子诞辰故里游”活动。1989年，该活动升格为“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仿古祭孔乐舞”改名为“祭孔大典”，但一直属于民间行为。2004年，曲阜市政府举行“公祭”，“祭孔大典”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地方政府公祭孔子，成为文庙发展史和祭祀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性反响。

乘着这个势头，从2005年开始，山东省对“祭孔大典”进行了一系列提升和改革。一是由清制改为明制，因为曲阜孔庙是在明代形成了现有规格；二是由央视进行现场直播；三是策划了“全球联合祭孔”“同根一脉·两岸祭孔”“全球云祭孔”等系列重大活动，影响日益提升。2006年，“祭孔大典”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0年以前，祭祀场所比较狭小，主要在孔庙大成殿院落举办。此后，空间范围逐步增大，先是拓展到整个孔庙，后来延伸到孔庙外的神道；2006年的顶热活动甚至扩充到孔子诞生地尼山，取来孕育孔子的圣土圣水，与取自台湾日月潭的水土汇合在一起，成为一大新闻热点。近年来，基本形成了以神道为起点，以万仞宫墙开城仪式、至圣门开庙仪式、大成门启户仪式为前导，以乐舞告祭、敬献花篮、恭读祭文为核心的公祭大典仪程。同时，保留了以孔氏族人“家祭”形式举办的传统祭祀仪式，形成公祭与家祭相配合、相呼应的格局。

今天的“祭孔大典”，既传承传统仪程的要素，又根据时代特点进行了创新设计，逐步形成了独特风格，特别体现在佾舞、唱词和服饰的演变中。

佾舞的“佾”，指的是舞蹈的“行列”。按照传统礼制的要求，天子才能使用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位舞生的规制。今天的“祭孔大典”，采用的就是历史上多次升格为“大祀”等级的“八佾之舞”。舞生右手持“翟”，短木上插有飞禽羽毛，有飞翔之状，代表天；左手执短笛形的“籥”，用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植物制成，代表地；持籥和翟的舞生，代表“人”——这就是“天地人”的和谐共生，表达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处于这片天地之间，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解。同时，翟与“礼”谐音，羽毛华美，表示“立容”，代表“礼”；籥与“乐”谐音，可以吹奏，表示“立声”，代表“乐”；合而为“礼乐”。舞蹈的每一个动作，都象形着唱词中的一个字，一声节奏一个舞姿，一节乐曲一组舞容，是名副其实的“舞蹈语言”。

历代的唱词不尽相同，每个朝代都会重新撰写，并纳入国家礼制，颁行天下。为体现时代特色，2005年曲阜孔庙组织新编了祭祀乐舞唱词，精练概括了孔子思想的内涵，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已传唱到海内外，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

为解决服装不统一、仪式感不强的问题，2002年设计了用“鲁锦”制作的“儒巾”，一端绣着“祭孔大典”的标识，一端绣上孔子像。佩戴“儒巾”这个动作本身，不是简单地“挂”在脖子上，而是藉此提示参祭人员整理衣冠，调整心态，转换情境，尽快进入祭祀氛围；孔子像这一端放在靠近心脏的一侧，以此传达对于圣贤的崇敬之情。后来其他很多地方在祭祀活动中也纷纷采取了这样的形式。

文庙里的文化认同

文庙，集中展现了传统中国的信仰意蕴，是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成为维系中华文明、凝聚民族精神、创新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对内来说，文庙凝聚了民族精神，构建了文化认同，成为国家政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来说，文庙传播了中国文化，促进了文明互鉴，成为重要的文化象征。因此，祭祀孔子，绝不仅仅是孔氏族人祭祀祖先的“家事”，更是中国人在文化上慎终追远的“国事”。

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到民国时期最后入祀文庙的大儒颜元和李塨延续了近2500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一特性，在文庙这一特殊的场域中表现得如此明显：儒学的创始者在文庙中；经学的传承者在文庙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其奥秘在文庙中；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开放包容的特质，其根由在文庙中；只有中国才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想，其基因在文庙中。

如果说，很多宗教是重“来世”、重“救赎”，着眼点在于个人；那么，儒家之道则是重“传承”、重“不朽”，着眼点在于种群，在于文化。通过祭祀，沟通天人，让逝者活在生者的心中，从而引发对前人事业功勋和文明创造的崇敬和重视，以传之后世、传之久远。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形塑，不断丰富，不断更化，不断创新。

文庙祭祀的对象，与其说是圣贤，不如说是我们内心认同的价值观。通过认同先人，而认同自己；通过祭祀先人，而教育后人，“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国人不但把自己放在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与种群的关系之中，甚至把自己放在与前人、与后人的关系之中，这是一种综合了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传承和弘扬。这种文化传统可以让我们确信一个观念：死，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延续。这就使得活着的人，对于修养明德、贡献社会，有了价值肯定，有了意义认定，并一代代传承下去，成为属于中国人的不朽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