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人口因薯而激增

这“豪名”是“救世主”。

甘薯成了“救世主”，实在是因为甘薯产量高而易吃易储易运输，这让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普遍地吃饱了饭”也因此造成了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数量激增！此后中国人的“人口红利”其实最早最大功臣，应当是被称为“宝薯“”金薯”的甘薯呢！明清之际的中国，真是热火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推甘薯的普及”活动。不说福建陈氏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朝野上下的有志之士，都在为这种新的农作物呼吁。。

科学家徐光启因父丧正居住在上海家中，他得知福建等地种植的番薯，是救荒的好作物，便自福建引种到上海，随之向江苏传播收。“收成

颇佳”。陈振龙的五世孙陈川桂，在康熙初年把番薯引种到浙江，他的儿子陈世元带着几位晚辈远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广泛宣传，劝种番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帝向全国下了“广栽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的诏书，朝廷尤其是皇帝的亲自推广，也是因为统治阶级看到了甘薯在利国利民方面的巨大济世作用。

第一， 甘薯的产量非常高（同传统的稻麦谷相比）但种植适应性又非常强。红薯的生命力极强，不管是山岗还是沙石土，红薯对土地的钟情程度，达到了不分贫富的境界。除个别海拔特高的地方外，全国都是生产红薯的好地方。听听甘薯在全国各地的不同称呼就能知道它的“落户之广泛”：甘薯，地瓜，甘储，朱薯，金薯，番茹，红山药，玉枕薯，山芋，甜薯，红薯，红苕，白薯，阿鹅，萌番薯~~

第二， 甘薯可以并已经成为下层百姓赖以生存的一种“社会食物”：清初时就有史料记载，在人多地少、人地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很多贫苦百姓吃不起稻米或小麦，很多年都是持番薯生活，还已经习以为常。

第三，由于甘薯的高产、易储和易输，它很自然地可以担负“备战备荒”的社会重任。乾隆后期镇压林爽文起义时，清朝军队就买了大量的薯干，既赈济灾民，也能充当军粮。“”

第四，甘薯也是“中药之宝”。《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等古代文献记载，红薯“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的功效，使人“长寿少疾”。还能补中、和血、暖胃、肥五脏等。当代《中华本草》说其：“味甘，性平。归脾、肾经”。 “补中和血、益气生津、宽肠胃、通便秘。主治脾虚水肿、疮疡肿毒、肠燥便秘”。既是宝贝又甘甜糯口，它自然也成了上层社会的“美味副食”。多种资料显示，乾隆时期，“烤红薯”同京城中的“冰糖葫芦”一样，成为了各阶层雅俗共赏的“京城特色美味小吃”。

甘薯，再加上17世纪前后引进中国的马铃薯、玉米、南瓜等的出现，不仅让普通的中国人大面积的解决了千百年未曾彻底解决的饥馑问题，也让中国的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激增。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登记户籍人数为5959万。唐朝盛世为4628万，安史之乱后降到仅仅1699万。明朝洪武年间在6000万左右。但明朝万历年间引进番薯后，人口开始迅速膨胀：不到一百年间，中国人口就突破了一个历史台阶！

突破了什么台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崑俞山初露薯芳香

作者简介：

尹浩洋，50年代肖狗男。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幸遇恢复高考，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四年获文学士。

旋在烟台乡村教学6年，因爱好写作1990年参与创刊《华夏酒报》，1992年初参与创刊《海南经济特区报》，夏天回乡参与创刊《烟台晚报》并任首席记者多年。发表作品近两千万字，百余篇文章获得全国一二三等奖和全省一等奖好新闻。

现任烟台市作协副秘书长兼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专心研究烟台文史文化多年，出版著作30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