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宝薯三路进中国（2）

在另一个方向引进甘薯的这个传奇人物其实应当是“中国引进甘薯第一人”：他从安南（现越南）引进甘薯到广东虎门种植成功的时间比陈振龙父子俩要早11年！

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广东东莞虎门北栅的陈益，身着布衣，肩搭包裹，搭乘友人林怀益商船，从虎门出发前往安南，被当地酋长以一道甜香软滑的官菜特别招待，感觉其品甜鲜爽口，极易充饥，询知为葡萄牙殖民者从拉丁美洲北部引进的传到缅甸再传到安南，当地人称呼为红薯。陈林二人初见即大喜，知必为家乡所需，遂特留心其生长特性和栽种管理收获食用等各种方法。

两年后的1582年，他们冒着杀身之险，买通酋长部下，将薯种藏于铜壶中，偷带回国，在虎门金洲小捷山山腰陈之祖父坟墓前购置了35亩土地大面积种植，终获成功—因是海外番邦带来同样得名”番薯”。

种植成功并让东莞人得见了红薯的妙处：其适应力极强无地不宜的优良特性，产量之高“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加之“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陈决意广泛传播这种粮食作物。他甚至将自己的寿穴选在薯田边，誓与红薯长相厮守。他成为有史可查的“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为开辟我国粮源，贡献重大。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陈益后人每年清明扫墓拜祭，都必用番薯作为祭品，并书“红薯一对，富胜千箱”八字，据称这是祖宗传下的规矩。

不是说“宝薯三路进中国”么？看官，同样引甘薯进中国的还有史书记载的“从缅甸引进云南”一个方向。这支的详细记载不比“东莞说更”加详细。但“番薯三路引入中国”是已经确定的历史事实。1982年《农业考古》杂志上发表了东莞当地杨姓作者的一篇详细考证当地县志和陈氏族谱后的“东莞是番薯进入中国第一地”内容的文章，东莞陈氏对于引进甘薯进中国的“第一贡献”才正式被各界承认并逐渐熟悉。除了另外两路“引进”缺少史料记载以外，福州长乐陈氏世代致力于甘薯在华夏大地上的推广对于“福建长乐陈氏说”的深入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陈振龙的子孙们世代以推广甘薯种植为业。据记载，康熙初年的时候，陈振龙的第五世孙子陈川桂，就把番薯引种到浙江地区。到直隶一代推广并有明确记载在山东推广普及番薯的是陈振龙的六世孙陈世元。史记陈世元在山东胶州古镇传授种植番薯的时候，亲自整地育秧，剪蔓扦插，到秋天收获，得薯尤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竞相种植。番薯在胶东半岛、在山东、在华北地区很快推广开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老白干”的重要主角终于登场了。而且甫一登场，它就得到了一个“豪名”。

却是什么“豪名”？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人口因薯而激增

作者简介：

  尹浩洋，50年代肖狗男。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幸遇恢复高考，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四年获文学士。

  旋在烟台乡村教学6年，因爱好写作1990年参与创刊《华夏酒报》，1992年初参与创刊《海南经济特区报》，夏天回乡参与创刊《烟台晚报》并任首席记者多年。发表作品近两千万字，百余篇文章获得全国一二三等奖和全省一等奖好新闻。

  现任烟台市作协副秘书长兼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专心研究烟台文史文化多年，出版著作30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