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本《大学》到古本《大学》——《大学》精读导言之三

朱子喜欢《大学》，与其天性及其始终以师道自任的人生志向分不开。1162年，宋孝宗刚登基，即下诏求言。朱子当时受学于李延平门下，并没有确立思想旨趣、精神方向，以及以程颐之学为宗的为学方向。但朱子依据《大学》的学理向宋孝宗提出了所谓的“圣帝明王之学”，其在《壬午应诏封事》（《朱子全书》）中陈述：

臣愚死罪，窃以为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也；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以疏举，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

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必照，了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学，与学焉而不主乎此，则内外本末颠倒缪戾，虽有聪明睿智之资、孝友恭俭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识不足以穷理，终亦无补乎天下之治乱矣。然则人君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在乎方寸之间，而天下国家之治不治，见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系岂浅浅哉！

这是朱子第一次向未曾谋面的皇上提建议，而其首先开陈的就是所谓“圣帝明王之学”，可以看出他对“学”尤其是对《大学》的推崇和看重。所谓“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的说法也直接出自《大学》，是朱子向宋孝宗表达的第一义。当其说到“圣帝明王之学”的入手与具体内容，又不过是“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必照，了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显然，无论是叙述还是论证，都属于《大学》中的内容。因而，这一“封事”就代表着朱子在宋孝宗面前的一个自我亮相，同时也代表着朱子的一种自我定位。

朱子塑像

朱子在讲学中也不断地表彰《大学》。《朱子语类》载：

人之为学，先读《大学》，次读《论语》。《大学》是个大坯模。《大学》譬如买田契，《论语》如田亩阔狭去处，逐段子耕将去。

亚夫问《大学》大意。曰：“《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

《大学》是一个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实著。如他说格物，自家是去格物后，教填实著；如他说诚意，自家须是去诚意后，亦填教实著。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通过这些表述，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朱子一定要将《大学》作为《四书章句集注》的开篇。在朱子看来，这不仅代表着“初学入德之门”——“以定其规模”，也代表着为学的基本规模及追求的最高指向。因而可以说，朱子最看重的儒家经典就是《大学》，直到临终，他还在修改《大学》的《诚意》章。（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从这个角度看，《大学》就是朱子一生所精心解读并结合时代需要进行诠释的儒家经典。

《朱子语类》书影

但是，朱子终其一生精心编纂的《四书章句集注》并没有得到皇权的认可，而朱子本人甚至还是在庆元党禁的阴影下去世的。直到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即朱子去世近30年之后，《四书章句集注》才得到了宋理宗的认可。宋理宗诏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奖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宋史·理宗本纪》）由此，《四书章句集注》终于得到了皇家的认可与提倡，而《大学》也真正成为皇家所认可并加以推行的“四书”之首了。1313年，元仁宗开始以《四书章句集注》取士，使得《四书章句集注》直接成为皇家意志的体现。及至明代，不仅有了以朱子学为基础之《性理大全》的编订，而且整个思想文化界也形成了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格局。（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然而，这种由朱子学一统天下并笼罩整个思想界的文化格局，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对于王阳明心学的崛起，黄宗羲就曾感叹说：“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这一感慨，说明在当时朱子学的确一统天下。至于其所表彰的姚江之学，其实也就是从朱子学之重压和阴影下所冲杀出来的阳明心学。明代社会的这一特点，不仅涉及朱子学，同时也涉及由朱子所诠释、编订的今本《大学》。朱子学对于阳明学的这种态势，恰恰构成了阳明心学崛起、成立的时代因缘；从文献之经典依据的角度看，阳明心学的崛起也构成了从今本《大学》到古本《大学》的转向。

实际上，王阳明早年完全是按照朱子学规定的为学路径走出来的，其早年不仅笃信朱子学，而且完全以朱子学之经典为经典、以朱子学之路径为路径。比如其21岁即“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也按照朱子所谓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教导进行格竹子实践，27岁又按照朱子“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的教导进行读书实践。阳明完全是依照朱子所诠释的《大学》进路展开对圣贤之学的探索，但这些探索最后得到了一个“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的结论。于是，才有了其一生的辞章与佛老三次重大的“陷溺”。这些“陷溺”也是在圣贤之路走不通时退求其次的表现。直到“居夷处困”的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才有了“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龙场大悟”。（《年谱一》，《王阳明全集》）

王阳明塑像

自此，不仅有了阳明对朱子学的放弃，也有了其对朱子学所依赖之儒家经典——今本《大学》的放弃。而这一放弃也开启了阳明对古本《大学》的回归及其为学路径的探索。

关于阳明复归古本《大学》的情形，其“及门莫有先之者”的大弟子徐爱有所描述，足以说明阳明当时的精神抉择。其载：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纵，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语录一》，《王阳明全集》）

由于徐爱常被阳明以“颜回”视之，他对阳明的理解应当说是极为可信的；而徐爱又是从朱子学一路走来，所以他对阳明究竟如何背弃朱子学的描述也就显得极为真切。所谓“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正是就阳明以古本《大学》为归的情况而言的。至于“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纵，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云云，正是徐爱对于阳明新的为学进路，从反复思索、叩问，直到最后完全信从的过程。至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一说，则代表着徐爱对于阳明为学进路的真正认可与根本信从。

这一新的为学进路，是阳明一生都在摸索、斟酌，并且经过多年的反身实践后证明了的。所以，直到在南赣时期，即其“龙场大悟”的十年之后，阳明才刊刻了古本《大学》，并作序云：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大学古本序》，《王阳明全集》）

这一“序”，除了回归《大学》古本，对于《大学》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关系，也主要是通过宋明理学之体与用、本体与工夫的关系来论述说明的。但重要的是，他已经在“序”中表达“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这就明确地将其与朱子学的分歧归结到《大学》今古本的分歧上来了。

自此之后，随着阳明心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回归古本《大学》也就成为学术界的一种主流思潮。但由于朱子学一直占据着官方正统地位，关于《大学》的今古本之争，实际上也就成为朱子学与阳明学之分歧在儒家经典依据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