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源自先王典籍、成自孔子儒家,经过千百年探索,逐渐臻于成熟、形成体系。从孔子对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的肯定,到孟子的天下“定于一”、荀子的“一天下”,《春秋公羊传》里提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再到东汉何休注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唐代徐彦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大一统”由初创到经传注疏,成为儒学乃至中华经典的重要范畴。
传为孔子作春秋处,现为春秋书院遗址
《春秋》为孔子晚年修订,与《诗》《书》《礼》《易》《乐》合称“六经”。《春秋》涉及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孔子何时作《春秋》?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时已经68岁,在他人生的最后5年,孔子系统地整理了古代典籍。《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哀公十四年》载,“《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载:“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感麟而作,意谓《春秋》始作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
孔子何处作《春秋》?在先儒的经学史中,孔子作述“六经”的地点,其实仍是缺页。汉魏以降兴起的地点传闻探索与写作的潮流,推动人们探讨“孔子作《春秋》处”。可以说,一直到南朝任昉撰《述异记》,才将“孔子作《春秋》”的关注点转移到“孔子作《春秋》处”。任昉在《述异记》中写到:“曲阜县城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清乾隆年间,潘相撰《曲阜县志》指出:“春秋书院即春秋台。在城南十里西邹村,土人又谓息陬。任昉《述异记》云:‘孔子作春秋于此。’宋时立祠设像,以本村市税为祭祀之用。以庙学官主其祭,后人随时修葺。”之后,人们一直沿袭此说。
《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之“跪受赤虹”
关于“孔子作《春秋》”,山东曲阜留存的文物古迹有很多。其中,孔庙“圣迹殿”内《圣迹图》中的“跪拜赤虹”图,讲的就是“孔子作《春秋》”的故事: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九月而书成。以其春作而秋成,故名曰《春秋》。孔子完成《春秋》、撰就“六经”,在“春秋台”上,孔子以“六经”供奉上天,北斗降下赤虹,落于案前,化为黄玉,云云。因为孔子后学最早提出并完善了“大一统”的观念和范畴,所以,有人把曲阜息陬“春秋台”(现“春秋书院”遗址)称为“‘大一统’思想发源地”。
孔子作《春秋》,是怎样体现“大一统”思想的呢?依照传统观点,就文本表述而言,可分为三个时段:一是孔子在与弟子子贡的对话中提出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在与子路的对话中对“桓公九合诸侯”统一天下的努力和做法给予肯定,以其合乎“以仁为本”历史观给予理性分析和褒扬,使之作为“微言大义”隐含在《春秋》的一段文字里。二是作为孔子后学的早期《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最早系统阐释“大一统”概念。三是东汉何休、唐代徐彦等人完善了这一概念,使之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大一统”观念由来已久,根植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沃土,见诸早期文献者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等。春秋晚期,孔子进行了初步系统梳理,“大一统”成为儒学的微言大义。但是,“大一统”这三个字在《春秋》中并没有直接体现,这一思想观念隐含在经文“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之中。
在《论语·宪问》中,有三章论述春秋时期的重要人物(如齐桓公、晋文公)和事件,阐述孔子的历史观。其一,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其二,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其三,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此处所引的《论语》三章,可以说是孔子关于“大一统”思想的发轫和《春秋》的理论大纲,集中体现了对周朝先王时期“莫非王土”的回顾、对春秋前期“一匡天下”的总结、对其身处时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
《春秋》被孔子后学的传注家诠释完善,《春秋公羊传》文本形成以后,开始凸显“大一统”的历史观。早期公羊学以“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为其理论雏形,西汉董仲舒分春秋十二公的历史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后期公羊家提出所谓“三世说”,即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公羊学认为,历史是进步的,这种进步是建立在“衰乱世”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是“内其本国而外诸夏”;到“升平世”的时候,是“内诸夏而外夷狄”;到了“太平世”的时候,“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孔子去世之后,后学对“大一统”观念和范畴的进一步诠释,推动了“大一统”思想的实践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