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8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强调：“针对经济运行新情况加强跨周期调节。”
未来一段时期内，跨周期调节将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理念，这也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取得了又一次重大创新。
准确把握“跨周期调节”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如何针对国际经济新形势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加强跨周期调节，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首先要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
跨周期调节是应对复杂内外新变局的内在需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相继开启量化宽松搞“大水漫灌”式经济刺激，陷入债务驱动型增长泥潭，宏观经济中长久积累的体制性、结构问题持续恶化。近年来全球大国博弈持续升级叠加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在“安全”与“效率”的权衡中重新布局。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新变局下，我国宏观调控既要严防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又要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突破结构性“上限”。传统的逆周期调节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在应对收入分配失衡、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时往往捉襟见肘。新变局面临的新挑战要求经济调控开出新药方。跨周期调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跨周期调节是对我国一直以来宏观经济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探索出适应国情的宏观经济调控思路。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的论述，到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中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再到改革开放以来逆周期调节框架的不断完善，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始终坚持短期调控与中长期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在一以贯之的继承和创新中不断丰富，形成了“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保障了长期内我国经济跨周期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
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形成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逆周期需求管理工具为重点，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为底线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有效应对了国内国外复杂挑战。2020年我国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和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大流入国，顺利开启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跨周期调节是立足近年来中国特色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理念的进一步成熟。
跨周期调节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又一次体现。
从本质上讲，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逆周期调节，很大程度上受多党制政治周期的影响，时常被用于服务西方政党政治选举。如执政党为谋求连任，在大选前倾向采取实施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便在大选期间交出亮丽的经济成绩单赢取选票。又如，2020年3月美国开启量化宽松，进一步拉大了社会财富分化，逆周期调控的政策红利更多进入了富人的“腰包”。
与西方不同，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宏观调控从来不为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谋私利。我国具备保障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的客观制度基础和主观政治意愿。疫情发生以来，我国果断实施“六稳”“六保”，有效缓解了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可以说，跨周期调节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理念，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也必将助力我国经济在未来行稳致远。
加强跨周期调节，弥补逆周期调节短板
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相对，二者在调控目标、时间跨度、政策手段、实施方式等方面有所区分。在实践中，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互为补充，统筹服务于经济短、中、长期协调运行。
从调控目标看，逆周期调节聚焦短期周期性波动问题，跨周期调节剑指中长期体制性、结构性难题。“逆周期”调控的目的是降低传统经济周期的波动性，逆经济周期而动，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时积极托底，在经济发展过热时适度降温。跨周期调节旨在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老龄化、系统性风险等长期性问题，更加关注传统经济周期之上的长周期、大环境变化。
从时间跨度看，逆周期调节存续于短期，跨周期调节在长期内持续发力。逆周期调节追求短期效果，有相对成熟完备的政策目标，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速等，调控结果便于观察和评估。跨周期调节追求中长期目标，如缩小贫富差距、促进人口结构均衡、化解系统性风险等，最终效果会在中长期显现，具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特点。
从政策手段看，逆周期调节主要依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跨周期调节还需要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多项政策协同实施。从我国现有跨周期调节工具箱来看，既包含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收入分配政策、人口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等中长期调控工具，也包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短期调控工具。未来随着跨周期调节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相应政策手段还将进一步丰富。
从实施方式看，逆周期调节讲究定向精准、灵活施策，跨周期调节要求顶层设计科学合理，稳定执行。逆周期调节实施的重点在于政策实施时间节点精准、力度合适，实践中往往因难以做到而留下诸多“后遗症”。跨周期调节实施的重点在于顶层设计的科学、合理，更加强调系统化原则，既需要多项政策组合实施、多个管理部门协同发力，也需要短期调控和长期调控的协调，如短期调控应为长期调控预留充足的政策空间。
创新运用跨周期调节，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问题
当前，我国已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为运用和加强跨周期调节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将更多转向“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制约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也将从短期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转变为中长期体制性、结构性难题。
创新运用跨周期调节，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问题，促进我国经济行稳致远，重点在于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一定失衡，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持续走低。未来应加强收入分配跨周期调节，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充分发挥三次分配作用，推动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
平衡实体经济与金融。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占比不断提高，借助金融资源垄断形成对实体经济的“侵蚀”，同时金融体系内资金空转导致的金融乱象积累了大量潜在风险。未来应进一步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定位，严防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有序推动金融业向实体经济让利，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持续提升经济增长活力。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活力经济的支撑。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就业保障制度，让每一位劳动者有尊严地工作、有品质地生活；其次，构建良好的竞争环境，严格执行反垄断政策，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公正的竞争平台；再次，建立推动科技创新长效机制，解决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问题，以创新驱动经济长期增长。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未富先老”的程度有所加深。为此，一方面，应全面扫除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障碍，推进住房、教育、医疗一体化改革，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应提前布局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养老事业，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发挥好老年群体潜力。
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一方面，中心城市资源过度集中爆发一系列“城市病”问题；另一方面，农村、边远地区的持续衰落严重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未来应加大城乡、跨区域统筹协调力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培育不同区域立足资源禀赋差异化竞争，形成人口、资源合理有序流动新格局。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模式。我国已明确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这也是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应有之义。未来应进一步从全局把握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进适合我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和碳金融标准制定，积极探索绿色发展的中国道路。
推进跨周期调节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时至今日，主要发达经济体仍未完全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既得利益阶层的阻碍，西方发达经济体始终难以出台真正触及经济发展核心痛点的结构性改革政策，愈发依赖量化宽松下的债务驱动型增长，社会阶层日趋固化，经济长期增长动力日渐衰落。
从历史上看，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往往孕育着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大变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世界银行标准，2025年我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35年会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开创了大国和平崛起的“中国路径”。
跨周期调节植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是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最新体现，是对传统的逆周期调节的进一步完善和超越，也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未来面对新变局、新挑战应进一步加强跨周期调节顶层设计，不断丰富调控政策工具箱、强化系统观，形成宏观调控新实践与新理念的深化互动，为全球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为新发展格局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贺洋，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马清伟 崔凯铭 整理报道）
本文来源：鲁中晨报
责任编辑：
王文杰_ZB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