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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制度优势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定型 —论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优化的出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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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鑫 182633

【摘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毫不动摇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而党的领导制度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砥柱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基于制度与人的关系的剖析,得出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结论,成为我国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的理论制高点,从而催生了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就是这一思想的相承和发展。而邓小平关于制度改革和定型的初步认知,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全新角度思考党的领导制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起点,对于在新时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和定型,对于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或缺。

【关键词】党的领导制度  制度定型   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始,就始终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改革、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追求实现“中国之治”,但是自革命时代延续而来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弊端——党组织行政化、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不断显现。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制度上思考并解决党的领导制度存在的问题,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了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领导,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基础。

一、反思制度与人的关系: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优化的出场语境

邓小平就党的领导制度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揭示了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的决定性地位,开启了中国式制度建设的篇章,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新的场域下思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的发端。

(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

在人类漫长而铿锵的社会关系中,人既是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更是制度的承受者,因此制度一旦落地必然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从而必然影响社会的走向。美国思想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认为,如果好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受不到惩罚,就会形成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的悖论——“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1]因此道德的社会只有用制度去约束才能形成。宋增伟在《制度公正与人性完善》中指出:“‘恶相’不能光靠‘善式’的教化,更靠‘恶式’的制约,”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由于‘老实人'吃亏等现象普遍发生,导致许多人变得异常‘成熟'起来、‘聪明'起来,变得不那么老实了。久而久之,社会上的‘老实人'减少,奉献精神减弱,道德水平下降。这些都与社会环境有关、与社会行为的引导机制有关”[2]因此,作为社会行为重要引导机制的制度的改革必须成为不道德行为的桎梏。邓小平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3]亦即制度通过监督并制约人的行为、扼制特权现象的蔓延,发挥其抑恶功能。其来源的理念就是制度对人具有教育和塑造作用。文化大革命中种种特权现象盛行的根源在于没有形成好的制度即人性的的‘恶’没有通过制度的手段去约束。邓小平同志更是精辟的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从而不能正常发挥它的抑恶作用。[4]基于此,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好制度的标准是“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真正做到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党章党纪的原则,如若违背,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在邓小平的视域中,好的制度既能够规范人的行为,使坏人无法横行,同时“制度好”又能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即抑恶与扬善是辩证的统一体:原因在于好的制度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它对人的行为具有引领的作用,也就发挥了制度的扬善功能。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体系中,人们只有通过自己为社会做贡献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会展现人性中善的一面,形成互帮互助的和谐局面。这样一来必然会对维护社会团结稳定起到显著作用,好的制度通过“扬善”也就必然发挥了抑恶的作用。

(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

制度是人的存在方式,决定着人的善恶取向。在社会活动中人与制度互为促进。宋增伟在《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中指出:“制度是个人交流的产物,社会制度决定着人的本质。”[5]人一出生就必须接受既定的制度制约,就如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一样,既定的制度往往对人怎样活动制定出各种规定。人的发展根本上是生产力决定的,而直接的则是由社会关系既社会制度决定的。[6]故制度不好最直接的影响不只是坏人做坏事,更使好人无法做好事,因为不好的制度遏制了人性中的善性,阻碍了扬善功能的发挥,甚至会让好人变成坏人。罗尔斯认为:“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7]人类是理性的,其行为受制度导向。如果在不规范、不完善的制度影响下,道德淑良的人没有得到合理公平的对待,那么人们便会肆无忌惮地从恶如流,从而使人性的善遭到冲击,最终导致这些人不但无法做好事,而且因利益的驱使导致其不愿意做好事。其次,因制度不好致使好人合法正当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反而受到伤害,挫败了其为国家社会做贡献的积极性。邓小平在谈到平反1957年的冤假错案中提到,由于制度不完善,对右派分子打击范围扩大化,打击力度太重使他们多年受到了委屈,没有能够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是我们国家前进路上的重大损失。当然“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8]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期因为制度不完善导致人们正当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从而好人无法为国家做贡献。

(三)制度是决定因素

基于制度与人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了“制度是决定因素”的重要结论。由于人性既非单纯本恶又非单纯本善,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性使人产生了价值取向的多元性。[9]在17-18世纪,英国的许多犯人被遣送到澳大利亚流放服刑,私营船主接受政府的委托承担运送犯人的任务。刚开始,英国政府按上船时犯人的人数给船主付费。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克扣犯人的食物,甚至活活把犯人扔下海,运输途中犯人的死亡率最高时达到94%。后来英国的政府改变了付款的方式,按活着到达澳大利亚下船的犯人人数付费。结果,船主们一改以往的做法,想尽办法让更多的犯人活着到达目的地,饿了给饭吃,渴了给水喝,大多数船主甚至聘请了随船医生。犯人的死亡率最低降到1%,船主还是那些船主,他们由刁奸耍滑变得仁慈并非人的本性,而是规则导致他们改变行为,这就是制度发挥的抑恶扬善功能,即好制度造就好人,制度这一决定性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10]

制度建设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国家的命运主要在于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合乎国情。关于执政党的制度建设问题,列宁早就提到过,但遗憾的是实践时间很短暂,斯大林过分注重集中领导,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毛泽东时期更加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没有真正解决好党的制度建设,邓小平在吸取毛泽东思想建党的经验基础上,深刻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主张进行党的领导制度改革,从制度上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难题。“制度是决定因素”重要论断的提出,改变了党一直以来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工作重心,提升了制度建设在执政党建设中的位置,从而探索出不靠政治运动而靠制度规范来建设党的新方向。

二、制度改革: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优化的出场形态

制度优化的出场语境奠定了制度在人类社会中重要的地位,而制度“好”与“不好”两种存在形态呈现的结果决定了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认为必须从制度改革入手,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抓好制度改革和建设”。[11]基于此,邓小平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三个维度开展了党的领导制度的优化。

(一)领导制度的改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党的领导制度是党和国家所有制度的最集中体现,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阀门”、“总舵手”,其主要包括党对自身领导制度和党对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两个方面。

在党对自身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实行党内民主集中制。就党自身的领导制度,邓小平着重指出:“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利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12]一是通过改革真正建立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领导制度。例如在讨论党内事务环节,邓小平指出:“重大问题一定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13]此外,对于党委的其他成员,要明确每个人各自要负责的任务,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提倡其勇于负责和担当相关责任。二是要建立严格的责任保障制度。邓小平指出:“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绝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集体领导也要有个头,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对日常工作要负起第一位的责任。”[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生命力、巨大优越性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在对自身领导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统揽全局,把党的领导落实在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这就必然要求通过开展对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建立起国家政权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高效运行的工作系统。党对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包括党对政府的、党对国家机关的和党对社会的领导制度治理。首先在党对政府的领导制度改革中,核心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直接管理政府事务,党委在统揽全局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其次,在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制度治理中主要是要依法规范党与人大的关系,解构党包揽一切、高度集权的领导格局,支持人大依法开展工作。通过人大实现党对整个国家政权的领导,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以往直接领导转变为依法领导、法治化领导,这有利于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协调处理人大与政府“两院”之间关系;有利于形成“党委决策—人大决定(立法)、监督——政府执行”的权力运行机制,对政府、“两院”实施监督制约,更有利于推动建立法治社会。[15]最后,在党对社会的领导中,要通过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发挥其教育监督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从而实现党对社会的间接领导。

(二)组织制度改革

党的组织制度改革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干部队伍,解决好国家领导干部的交接班问题,从而保证国家领导正确的方向性和稳定性。邓小平曾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6]正是基于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为了在组织上培养优秀的干部队伍,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意见。

首先,要自觉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人员,实现领导成员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干部遭到“四人帮”的迫害,造成了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老化,中青年干部无法上任的状况。基于此,邓小平指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17]只有优先选拔德才兼备、年轻有作为的干部,才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储备更多优秀的人才,从而保证领导人接班的连续性、稳定性。其次,要废除党的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因为领导干部终身制必然导致权利的过分集中,最终形成家长制的实质。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18]这一项改革逐步实现了干部的合理进退和交流,形成一套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退的良好机制。最后,要健全监督机制。比如建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对干部监督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保证党政机关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监督机制为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提供重要保障。尤其是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19]

(三)工作制度改革

工作制度要解决的是在工作中遵循什么的问题,建立科学有效的工作制度是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邓小平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20]所以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去对待,正确区分思想性质,以防犯过去的错误。对于如何改革,邓小平认为,重中之重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工作制度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等诸制度得以贯彻的途径和方式,最根本的工作制度首先必须以党章党纪为核心。党员在党章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违反党章党纪,否则就要受到纪律制裁。邓小平提出“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21]其次,把反对官僚主义、追求廉洁公正的作风改革作为根本方向。牢记党的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清除“官本位”意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根本区别。最后,在党内运用求真务实、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为此邓小平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从来都是不成功的。”[22]在工作中要认真调查研究,摆事实,讲依据,在比较各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做出正确的决策。

三、制度定型: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优化的出场指向

制度作为人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现实空间,决定着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党的领导制度的出场和改革,必然要走向制度的定型。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样也强调“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所谓制度定型,是指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素逐步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最早是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到制度定型化问题。“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3]虽然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才提到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论断,但在关于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已经蕴含了制度定型化的思想雏形。邓小平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执政失误后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4]邓小平的论断正是基于对党的领导制度特征的深刻认识,才为实现制度定型化的伟大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推动党的领导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环节。

(一)党的领导制度的根本性奠定了制度定型化的地位特质

实现制度定型化就是要遵循制度的客观性、根本性,在社会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稳定、完备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制度体系。党的领导制度作为国家制度建设的关键部分,要想发挥其统领地位,必须在遵循其自身客观性、根本性的前提下,对具体制度中的弊端进行改革后形成制度定型。正如邓小平提到的:“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25]可见邓小平认识到党的领导制度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党的领导制度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部分,实现了制度现代化也就是实现了制度定型化。党的领导领导制度根本性、客观性以及不受权力左右的自立性的重要地位是制度定型化长期保持稳定运行态势的重要生态环境。制度的根本性决定了制度定型的必然性。如果连最根本的制度建设——党的领导制度建设都不完善的话,就更加谈不上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而制度一旦定型又突显了制度的根本性特质。

(二)党的领导制度的全局性昭示了制度定型化的目标指向

邓小平提出的制度的全局性一方面所指的是领导者的个人思想在与制度建设的比较中,领导人的个人思想作风仅是属于个人素质,而党的制度则是覆盖全局的,制约着各个方面,规范着所有的领导人。另一方面则指的是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建设其他方面的关系。具体体现是指党的制度不只是与党的工作的某一方面相联系,而是与党的所有工作方面相联系,并且处于决定党的事业成败的根本性位置,牵一发而动全身。邓小平就个人素质与制度的全局性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26]解决好制度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肃清官僚主义,才能推动国家各项工作有效进行。他把党的制度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局性位置,如果党的领导制度问题不解决,其他各项工作都不能得到解决,也就不会形成更加完善更加科学的制度体系。

(三)党的领导制度的稳定性反映出制度定型化的呈现状态

制度定型关键在于“型”,其侧重于制度的稳定性。制度定型化目标能否达成会通过制度是否稳定呈现出来。党的领导制度的稳定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一旦形成则长期不变;二是制度运行状态相对稳定。

从西方国家制度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其基本制度体系保持相对稳定,并且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保持活力,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不断完善制度体系,使之定型化、规范化、长久化。而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施过分集权的制度体系,虽说在一定时期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发展的作用,但它集权于少数领导人,形成了由少数领导人决定国家命运的惯性。一旦领袖地位发生变更,整个国家可能就会因失序而出现混乱的局面。邓小平指出:“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27]因为领导制度一旦形成,其制约作用也要求领导人的思想达到制度所要求的水平和高度,不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废止,不受领导人个人意志的支配。因此,相比于领导人这一因素,党的领导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一旦形成则不易变动,更加符合制度定型化想要呈现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的稳定性则突出表明制度达到了相对成熟、相对稳定的态势,是制度定型化的突出表现和价值所在。

(四)党的领导制度的长期性彰显了制度定型化的时效特征

党的领导制度具有长期性,是制度定型化的突出体现。制度的长期性含义有两方面:一方面制度一旦定型,便有了权威性,可以长期贯彻发展,从而发挥其安定社会的效能,也就达到了制度定型化所要达到的目标。党的制度能够把一定时期党的政治生活中的好经验、好传统用条文的形式长期保存下来,以指导和规范今后时期党的政治生活,即制度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发挥相对长期的作用。另一方面制度的长期性是指制度改革的长期性,即制度的大稳定小调整具有长期性。邓小平在党的领导制度具有长期性时提到:“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28]虽然制度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制度秉持着长期性的特征,使制度定型化以初步定型——基本定型——最终定型这样的模式渐进发展。从邓小平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党的领导制度作为党和国家各方面制度中的枢纽,其长期性是制度定型化的突出表现,同时也为实现制度定型化保驾护航。

四、制度优势: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优化的出场价值

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如果没有党发挥主导作用,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无从谈起。相反,在党的领导下以制度为抓手推进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为实现制度公正、为依法行政、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一)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制度的优化思想蕴含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思想,蕴含了专业型的政治文化、服务型政治文化、法理型政治文化等现代化内涵和理念。[29]党通过“制度改革”的途径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制度治党”,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目标。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就党的领导制度优化的必要性以及如何优化做了详细的阐述。其宗旨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并通过具体的改革措施完善党的领导;关于人民当家做主,邓小平提出要通过完善党内民主来促进人民民主,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权力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和合理诉求;关于依法治国,邓小平指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他多次强调要通过加强制度化法制化实现从过去社会的“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最终建立既有民主又有法制的政治体制。只有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才能真正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三者的最终旨意殊途同归—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治理就是各主体共同参与下的平等、公正、民主的治理,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因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执政党通过公开透明的政策,切实有效的方法回应社会各阶层的诉求,通过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实现法治,最终实现善治。三者的有机统一,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实现国家治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有力、最有效的途径和举措。

(二)有利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与治理现代化相统一

邓小平党的领导制度的优化思想蕴含了国家治理问题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方法,是开启和指导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纲领性贡献。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根本举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建设,其中就包括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会议强调其一要不断开展党的自我革命,保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其中,党的自我革命的核心就是党的领导制度的优化;其二要依规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最后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坚决同形式主义、腐败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这些举措确保了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位置不动摇,为坚持和完善党从严治党作了保障。党的领导制度中所存在的弊端,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特权现象。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根源上解决这些官僚主义与腐败现象,即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不断革新党、完善党,以党的制度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实保障,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与治理现代化融合起来。邓小平虽说没有提到过“治理”二字,但他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已经蕴含了深厚的国家治理思想,他对党的领导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如何进行改革所提出的建设性的意见,为新时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三)有利于干部队伍建设与治理现代化相统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我国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开创了崭新的发展局面。但是我们党的政治生活还需要激发新生的活力,治理现代化体系和能力建设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加强党内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顺利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关键在人,尤其是领导干部。邓小平在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思想中强调要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更新领导干部的队伍,提升德才兼备、能力突出的优秀青年干部,为现代化建设储备人才。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举足轻重。国家终究要靠人来治理,而人的行为需制度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治理效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30]在新时期,把干部人才培养计划与治理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以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的,完善干部考核任免制度,积极选拔优秀青年干部人才,建立一支高素质、强能力的干部队伍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持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的自我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又明确指出:这次全会就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在刚刚闭幕的十九届五中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建党100年来临之际,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得到彰显。

党的领导制度的优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脉相承。党的领导制度的优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定盘星和行动指南,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党的领导制度的优化图谱更加科学系统,使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图谱愈加清晰完整,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的最大体现,它更是党的领导制度优化的时代注脚!

System reform and system finalization based on system advantages——On Deng Xiaoping's Appearance Logic on Optimiz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System

shenxin

[Abstract]As the ruling part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unwaveringly become the core of leadershi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arty’s leadership system plays a main role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Deng Xiaoping’s speech on the reform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system wa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stem and people, and came to the important conclusion that the party’s leadership system is more fundamental, overall, stable, and long-term, and became our country’s system. The theoretical commanding heights of reform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have given birth to the reform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system.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idea. Deng Xiaoping’s initial cognition of system reform and fin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ink abou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system from a new perspective. 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reform and finaliza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system in the new era. Basically achieving the long-term goal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t is indispensabl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Party leadership system、System stereotypes、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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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沈鑫(1995—),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河北省张家口市,工作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位:硕士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宋增伟.制度公正和人性完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80.

1宋增伟:《制度公正和人性完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1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1994年,第333页。

3宋增伟:《制度公正和人性完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5]宋增伟:《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9期。

[6]宋增伟:《制度公正和人性完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31页。

1《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

2宋增伟:《制度公正和人性完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10]宋增伟:《制度公正和人性完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76页。

[11]袁达毅:《政治体制改革、政治稳定和治理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9页。

[12]袁达毅:《政治体制改革、政治稳定和治理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7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

[15]袁达毅:《政治体制改革、政治稳定和治理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2页。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2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6页。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2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6页。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页。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2页。

1黄晓娟:《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研究综述》,《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9期。

1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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