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1万对，较2013年的1341.4万对减少了528.3万对。
2020年结婚数据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后，再次跌破900万对大关，也是自2003年以来的新低。近些年6.6‰的结婚率也较2013年的9.92‰下降了3.32个千分点，逼近2002年时达到的最低值6.1‰。
持续下滑的结婚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结婚对数和结婚率的下降趋势是否反映了中国青年的“去婚育化”倾向？如何正确认识这一现象并加以有效应对？
人口老龄化和不断推迟的结婚年龄
结婚对数(一般是一年内在民政部门依法进行婚姻登记的结婚事件数据汇总结果)和粗结婚率(某年结婚对数与当年15岁及以上全部人口数之比)是反映一定时期结婚水平的常见指标。
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结婚对数受到登记覆盖/执行率和婚龄人口基数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现实中的婚前同居现象造成的登记覆盖/执行率越低，数据显示的结婚对数就越少；另一方面，结婚对数与婚龄人口基数密切相关，特别是对于初婚时间而言。当前我国20-39岁的初婚年龄人口基本上都是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严格控制人口时期出生的，当时的出生队列规模相比较前后时期较小，导致如今进入婚龄的人口规模也较小，结婚对数自然呈现下降态势。
结婚率指标既受到分子结婚对数的影响，还受到分母15岁及以上人口婚姻结构、年龄结构和结婚进度的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和结婚进度发挥着主要作用。换言之，年龄结构老化和结婚推迟是当前结婚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长期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普遍延长的必然结果，对结婚率的影响几乎不可避免。能否延缓结婚不断推迟的趋势，提升结婚率水平呢？
高房价，996……持续升高的婚育门槛
结婚推迟的原因可归纳为婚姻观念改变、受教育年限延长、生活压力大三类。婚姻观念的转变是导致结婚推迟甚至不婚的根本性因素。经典的婚姻交换理论认为，男女两性通过婚姻形式交换或补充各自的资源，获得相较单身更大的收益。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婚姻不再是一部分人获得收入保障的唯一或更安全的途径；社会服务承接了家庭的多项功能，人们不仅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还获取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婚姻不再是必选项。受教育年限延长是推迟结婚的一个较为直接的影响因素，受教育年限越长，可能的结婚时间越晚。生活压力大包含多种要素，共同增加了青年人迈入婚姻的难度。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居高不下的住房价格、漂泊不定的租房体验、“996”的加班常态，共同构成了城市青年“苟且的生活现实”，在这样的生活现实下，许多青年人没时间、没机会甚至没心情谈恋爱，更别提进入婚姻；而天价彩礼、县城买房等压力，则成为农村青年结婚的“拦路虎”。结婚推迟会加大不婚的风险，带来不良的社会经济后果。单身独居的青年缺乏婚姻的约束，生活作息可能更不规律，健康状况可能更差。独居青年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因突发疾病、忽遭意外等原因而死亡的“孤独死”现象已经出现并引起警觉，以往这一现象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结婚推迟会提升生育推迟的风险，增加因高龄生育而难产甚至不育的风险，已成为当前生育率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可能还会面临更大的养老风险。
给青年“减负”，建设“婚育友好型”社会
婚姻作为一项古老的社 会制度，其延续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遭遇婚姻制度危机的发达国家正在努力试图恢复和弥补这一制度缺损所带来的不利社会经济影响。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中国人口进入新发展阶段，人口过快增长问题已被少子老龄化和高龄化等突出的结构问题所取代，生育水平持续低迷，自然增长的势能不断减弱，育龄妇女总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已经下降，总人口也即将迎来负增长。尽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现有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在婚有配偶比例十几年来一直稳定在73%左右，终身不婚(即50岁仍未结婚)的女性和男性比例均未超过5%，但青年的婚姻推迟现象愈加凸显，是结婚率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和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在人口新发展阶段，重视结婚率不断降低现象，针对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结婚推迟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和提升青年的结婚热情，扭转婚姻观念，建设“婚育友好型”社会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尊重个人多样化生活选择的同时，政府各部门应通过多种方式减轻适龄青年的结婚、生育、养育和教育压力。
要为适龄青年提供安居乐业的制度保障。
安居离不开房子，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正在加快建设，这些制度将有利于保障青年根据自身条件解决居住问题，也有利于保障其依法享有社会福利。
乐业涉及就业，就业在中央提出的“六稳”和“六保”工作中均居首位，凸显了其重要性。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倡导下，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就业问题，更有助于激发青年的创新能力。新兴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平台。在千方百计拓展青年就业的同时，亟须在万马奔腾的高压力环境下，为青年打造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的制度条件，规范带薪休假、缓解“996”过劳，使其就业而且乐业。
要在物质和心理两个层面降低结婚成本和“三育”成本压力。
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中，教育成本所占比例最高，为此不仅应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提供托育服务，鼓励幼儿园发展托育一体化服务，而且应将课外教学与校内教学有机融合，减少家庭用于子女课外教育的大量支出，探索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减轻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家庭支出负担。
攀比心态下的结婚和“三育”成本不仅客观存在，还会水涨船高。2020年5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天价彩礼等现象进行整治，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社会生育心态也需调整，系统性建立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多措并举，降低青年生活压力、减轻婚育焦虑，使其如愿、如期地进入如意的婚姻，在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满意度。
(作者:宋健,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马清伟 崔凯铭 整理报道)
本文来源：鲁中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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