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于浮来”，“浮来”在哪？

  困扰学界700年的鲁莒会盟地点有了新考证——

“盟于浮来”，“浮来”在哪？

会盟碑

东安古城所在地（今沂源县东里镇东安村）

《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时期 东安古城附近标注：浮来（包来）

春秋时期，鲁隐公和莒国人有一次著名的会盟。关于这次会盟的地点，有不同说法，至今已经困扰学界大约700年。

《春秋·隐公八年》记载：公及莒人盟于浮来。鲁隐公八年，是公元前715年，辛卯日据推算为农历九月二十五，但“浮来”在哪里？

现在山东叫浮来的地方，只有莒县的浮来山。浮来山如今是AAAA级景区，山上有一棵树龄4000余年的古银杏，历经多个朝代，被人们称作“活化石”。

盛传于世的说法是：莒鲁两国国君会盟，就在浮来山这棵古银杏树下。如今古银杏树下，立有一块石碑（右一图），上刻“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是书法家武中奇1979年重游浮来山时所书。

记者近日采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任相宏，他考证认为2700多年前这次鲁莒会盟地点并不在莒县浮来山，而是在今天的沂源县东里镇原东安古城一带，考古发掘、地理学记录和史学记载可相互印证。

鲁莒在哪里会盟

《春秋》成书之后，出现三本解说《春秋》的书：《左传》与《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在这三本解说书中，都记载了鲁莒会盟旧事，但会盟地点，《左传》称为“浮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则作“包来”。

《左传》载：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好也。

《春秋公羊传·隐公八年》载：“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来。螟。意思是：九月二十五这一天，鲁隐公和莒人在包来结盟。蝗虫成灾。

《春秋穀梁传》记载：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来。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螟。也说当时有蝗灾。

“浮来”和“包来”并非两个地方，在上古读音中，“浮”和“包”音近，可以相通，如《周易·系辞下》中称“伏羲”为“包牺”。

《春秋》三传中，《左传》最早，传为公元前453年—前386年之间由左丘明所著，实际成书于战国中期；《春秋公羊传》作者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实际成书于西汉景帝时期；《春秋穀梁传》是战国时鲁人穀梁赤所著。三本书始作于春秋或战国，记载的是同一件事，会盟的地点只会有一个，这也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浮来”和“包来”是同一个地方。

但“浮来”在哪里？

“莒县说”被清代学者否定

任相宏教授长期关注鲁莒会盟地点的考证，他表示，鲁莒会盟地点“莒县说”始自元代，但这个说法在清代已被学者否定。

今天莒县的浮来山，最初名为浮丘山，浮丘山被称作浮来山，最早出于元代于钦（1283年—1333年）所著《齐乘》一书。于钦是元代地理学家，他曾官至中书省兵部侍郎，奉命山东，为益都田赋总管，所著《齐乘》，是山东现存最早的方志。《齐乘·浮来山》载：莒州西三十里，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来，即此也。俗讹作浮丘山，山半有莒子陵，又东南马鬐山，又东屋漏山，浮来之北则洛山，黄华水发源于此，合浮来众水潴为莒之西湖，湖西复有定林山，山有定林寺亦名剎也。

于钦生活的年代距鲁莒会盟已经过去了2000年，其据何称莒县浮丘山为浮来山，并认为鲁莒会盟在此，不得而知。

清朝道光年间的学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对于钦的说法进行了否定，指出“莒州之浮丘并非浮来”。《续山东考古录·卷二十一沂水县》载：“周纪浮来邑，一作包来，作邳来。浮来邑在县西北八十里，《春秋》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公（羊）》《穀（梁）》作包来……《沂水县志》有浮来山，《隋志》名松山，今名闵公山。《齐乘》以莒州南之浮丘山当之非是。”

春秋“浮来”在今沂源东里镇

清代学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二十一沂水县》认为“浮来邑”是鲁莒会盟地点，且言“浮来邑在县西北八十里”，“县”指沂水县城，因为清代“浮来邑”属于沂水。

今天用手机地图搜索，沂水县城到沂源县东里镇的直线距离，正好在四十公里左右，四十公里正好是八十里，沂源县东里镇又正好在沂水县城的西北方向，所以“浮来邑在西北八十里”，是在沂源县东里镇，而东里镇在历史上长期属于沂水。沂水历史悠久，而沂源是1944年5月由沂水、蒙阴、临朐三县割出部分地域组成的新建县。

叶圭绶的这个观点其实是有源头的，可以上溯到魏晋时期的军事家、经学家杜预（222年—285年）的判断。熟读三国故事的人，对杜预并不陌生，在晋朝灭亡孙吴、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杜预是统帅之一，他是魏晋时期的军事家，也是著名的经学家。

杜预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春秋·隐公八年》鲁莒会盟“公及莒人盟于浮来”的记载作注曰：“莒人，微者，不嫌敌公侯，故直称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来，纪邑。东莞县北有邳乡，邳乡西有公来山，号曰邳来间。”

杜预将“浮来”明确为纪国的城邑，也提到了“公来山”——“公来山”是鲁隐公来“浮来山”会盟之后产生的别名，意即鲁隐公来过的山，所以“公来山”就是春秋时的浮来山，这在后来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有明确阐述。

任相宏教授根据清代《沂水县志》和实地调查确定：邳乡，是汉代邳乡县治所，位于今沂水县沙沟镇后朱雀村南，古城遗址尚存，但部分城墙早已被沭河洪水冲切破坏。仅剩部分墙体，所以当地称之为半壁城，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东莞县志所时为沂水县城，而邳乡在其北，公来山又在邳乡西，那么春秋时的“浮来山”应在今天沂源东里镇东安古城东部一带。

杜预的注释，比元代于钦《齐乘》的“莒县说”早了1000余年，而且其家世显赫，其家族从西汉到曹魏累世做官，杜预祖上是西汉著名的关中士族京兆杜氏，当时号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八世祖杜周是西汉御史中丞，七世祖杜延年是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家学源远流长，其注释可信度极高。

除了杜预，《后汉书·郡国志·第二十一》亦载：东莞有郓亭，有邳乡，有公来山，或曰古浮来。《后汉书》由南朝宋时期的范晔（398年—445年）编撰，其中的志三十卷是晋朝司马彪所著的《续汉书》内容。司马彪和杜预属于同一时代人，但晚于杜预。

杜预为鲁莒会盟作注，并提“浮来邑”和“公来山”，体现了山和邑的“相近性”。如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二十一沂水县》所言，浮来山的名字是不断变换的，除了公来山，后又有松山、闵公山之说，因为据说闵子骞曾避季召隐居于此。民国时期，为防匪患，附近村民在此修筑“圩子”墙，遂改称保安崮。1980年地名普查时，确认此山的标准地名为保安崮。从2700年前的浮来山到今之保安崮，虽数易其名，但一脉相承，名称沿革十分清楚。

就像济南先有历山，再有历下区、历山路这些名称一样，浮来山和浮来邑之间，也是“山名”在前，“邑名”在后。浮来山“邳乡西”的位置确定了，旁边的东安古城是不是就是“浮来之邑都”？

2008年到2010年，任相宏多次到东安古城及周边进行专题调查。古城为“日字形”，小城面积5万平方米，大城面积34万平方米，城址利用自然山势和河道，三面绕河，南面是沂河，东面是洪水河，北面是黄子崖河，西面是凤凰山和文山，其中西面护城河由黄子崖河分流而成。大城北面有宫殿遗址，小城内部有储粮窖穴。经对断崖剖面分析，发现了龙山、商末周初、春秋和战国的夯土城墙。从周朝分封、采邑之制来分析，东安古城的规模属于采邑等级无疑，而不可能属于村落一级。

任相宏还主持并对保安崮（春秋之“浮来山”）西边院峪的4座东周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院峪墓群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至东周，面积大，2013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座东周古墓M2墓中有殉坑，葬具为一棺一椁，还出土了4件精美的水晶瑷，显示墓主人级别非常高，M2北侧的墓葬只会比M2更高，应当是大夫一级，与东安古城采邑的规格相一致。

从历代学者的注释和东安古城考古发现分析，再加上旁边沂水县泉庄镇纪王崮出土了春秋国君级墓葬——墓葬大概率和春秋时纪王有关，任相宏认为沂源县东里镇东安古城一带大体可以确定为当时的浮来之邑都。

3月13日，记者在沂源县东里镇，经蜿蜒小道，从东里镇东安古城遗址坐车慢行抵达保安崮（春秋之“浮来山”），前后大约只有5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东安古城”和“浮来山”之间，不过1000米—1500米的距离，这似乎验证了“浮来邑”和“浮来山”的“相近性”。

北魏郦道元的“延伸”论证

到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466年—527年）在其名著《水经注》中，关于鲁莒会盟地点，和杜预保持相同的判断。

《水经注》在《卷二十五泗水、沂水、洙水》载：“沂水又东南，螳蜋水入焉，水出鲁山，东南流，右注沂水。沂水又东迳盖县故城南，东会连绵之水。水发连绵山，南流，迳盖城东而南入沂。沂水又东迳浮来之山，《春秋经》书，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者也，即公来山也。在邳乡西。故号曰邳来之间也。浮来之水注之。其水左控三川，右会甘水而注于沂。沂水又南迳爆山西，山有二峰，相去一里，双峦齐秀，圆峙若一。沂水又东南迳东莞县故城西，与小沂水合。”

因父亲曾担任过青州刺史，郦道元十几岁时就到了山东，经常游览山水，青州周围很多地方包括沂蒙山区都留下他的足迹，后来他也出仕。《水经注》这部书是实地考察的成果，描述确凿，享有世界声誉。

郦道元所述北魏时期的水流方向和地点，在历经大约1500年之后，今天仍能一一对应，像鲁山、螳蜋水（河）等，名称至今未变；有的名称虽然变了，但因为书中的地形描述和今天的地形完全一致，仍能予以识断。

任相宏认为，郦道元描述“沂水”这部分的文字对考证莒鲁会盟地点十分珍贵：首先，“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者也，即公来山也”，明确了鲁莒会盟的“浮来山”和“公来山”是同一座山；其次，说明从鲁莒公元前715年会盟，到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在大约1200年时间内，浮来山的名称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鲁莒会盟之后增加了“公来山”的名称；再次，郦道元也认同杜预所注“邳乡西有公来山”，这说明杜预死后200多年，人们关于鲁莒会盟的地点认识，没有变化。

而且根据郦道元所述，可以判断今天东安古城东边的洪水河即古浮来水。《水经注》说浮来之水的特征是“左控三川，右会甘水而注于沂”，正好与现实中洪水河的特征一致。而且，《沂水县志》载：洪水河“左会邵家峪水，大石头沟水，黄家峪水，右汇甘泉，即黑崖水，注入沂河”，和《水经注》的记载正好对应，邵家峪、大石头沟、黄家峪、黑崖水，这些地名现在都有，“邵家峪水，大石头沟水，黄家峪水”和《水经注》记载的三川相吻合，均在与今东安村搭界的张家坡乡境内，由此，东安古城以东洪水河，可以确定为“古浮来水”。

根据郦道元所述沂河流经地点，鲁莒会盟的地点应在今天的沂源境内。《水经注》所言“爆山”就是今天沂水的跋山。跋山位于今沂水城西北12公里，有东西两峰，称东跋山、西跋山，东跋山海拔284米，西跋山海拔294米，两山面积差不多，均约1平方公里，这和《水经注》的“山有二峰，相去一里，双峦齐秀，圆峙若一”的记载完全吻合。这段文字说明，沂水在流经浮来山之后，才离开了今天的沂源东里镇，到达沂水县境内，鲁莒会盟的地点就在沂源境内，而不在沂水境内，更不可能到莒县——莒县属于沭河流域，沂河并不流经莒县。

鲁国国君不可能到莒国地盘

春秋时期莒国鲁国会盟的历史背景是：莒国与鲁国当时因争夺郓地而不睦。鲁隐公二年，纪国君娶鲁惠公长女伯姬为妻，两国关系十分密切。纪国国君为了使鲁、莒两国解怨结好，于同年冬派纪子帛与莒子在密地（今高密）会盟。《左传·鲁隐公二年》记载：“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即纪国和莒国会盟，是因为鲁国的缘故。

纪国穿针引线，也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春秋时期齐鲁争霸，齐国要占据优势，就必须侵吞周边的小国，纪国和齐国最近，首当其冲。纪国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和周边的莒国、鲁国团结起来。所以，鲁莒会盟，被《左传》称为“以成纪好也”，说明纪国是中间人，但也是符合纪国利益的选择。

任相宏教授认为，莒国、鲁国两国因为争郓地而产生矛盾冲突，从保证彼此安全角度讲，莒鲁双方到对方地盘上谈判都不合适；从礼节上讲，周代国君会盟有森严的礼制，鲁国国君到莒国地盘谈判，也不可能。

鲁莒会盟，为什么鲁国国君称作“公”，而莒国国君连“莒子”也不提，而只说“莒人”呢？《春秋穀梁传》对此有解释：“公曷为与微者盟？称人则从，不疑也。”“从者，随从也，指莒子。言莒子则嫌公行微，不肖诸侯，不肯随从公盟，而公反随从之，故使称人，则随从公不疑矣。”这就说明，在周朝，莒国的国际地位不如鲁国。

鲁国是周天子同姓诸侯，而且国君是周公之后，莒国是东夷古国，鲁国在周朝的政治地位要远远高于莒国。鲁国与弱小的莒国结盟，称莒人而不称莒子，表明莒子是主动恳求与鲁国结盟。在这种情况下，以礼仪著称的鲁国不可能降尊到莒国城郊的山上去会谈的，鲁莒会盟“莒县浮来山说”不可信。

浮来邑是理想会盟地

纪国作为调停的第三国，其浮来邑即东安古城，是鲁莒两国最理想的会盟地点。

一是纪国与鲁国和莒国都关系较好且相邻不远。浮来邑处于纪国最南端，邻近鲁国的东北边境，也邻近莒国的西北边境，处于鲁莒两国交界之地，浮来邑离鲁国国都曲阜160多公里，浮来邑到莒国国都70多公里。

二是浮来邑在春秋时期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邑，能够满足会盟需要。

鲁莒会盟，是国君级会盟，不可能跑到离城邑很远的地方。春秋时期纪国的采邑——浮来邑，其范围当时覆盖了今天沂源东部、临朐南部、沂水西北部、蒙阴北部一带，规模可观，浮来之邑都在东周时期是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考古发掘来看，东安古城建城史从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开始，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公元600多年，时间长达2800多年之久，经历了龙山东夷、商末周初奄盖，春秋纪国浮来、战国齐国盖邑、西汉盖县和王信盖侯、东汉末至隋东安郡等不同历史时期。东安古城丰富的文化遗存说明，在春秋鲁隐公时期，浮来邑已经有至少1300多年的建城史，可以满足会盟需要。

1982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11年－1992年）在其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时期全图“齐鲁”部分，明确在沂源县东里镇东安古城附近标注：“浮来（包来）”，而处于沂水县城东南的莒县附近并无“浮来”的标注。谭其骧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经对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梳理和考古发掘实物的验证，任相宏教授认为，鲁莒会盟地点“莒县说”出现得比较突兀，是元代于钦《齐乘》成书后才出现的观点；而鲁莒会盟在今沂源东里镇“东安古城”一带的观点，时间产生早，有历史的连续性，且有一些文物佐证，证据比较充分。（大众日报记者 周学泽 通讯员 刘鸿亮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