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侵占单县 在城里烧杀抢奸，无恶不作

口述 湖西老战士张瑞 整理 李义勤

抗日女村长杨传荣

日寇铁蹄下

那是80年前的事了。

1938年7月，日本鬼子侵占山东单县，在单县城里烧杀抢奸，无恶不作。

一天下午，残阳还挂在树梢上，灼热的温度让人透不过气来。单县张寨村外棉花地里，躲藏着我们一家三口：母亲杨传荣，我，妹妹张英。

我们娘仨趴在棉花枝叶下面，蓬乱的头发上沾满了枯草，脸上涂抹着锅底灰。三人瞪大眼睛四处观望，耳旁异国腔调的吆喝声像鬼哭狼嚎。

侵华日军骑兵

纷杂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一匹东洋马突然出现在我们娘仨头顶上。东洋马高高大大，黄褐色，皮毛铮亮，两只前蹄腾空，昂首朝天嘶叫。骑马的是日本兵，白净脸，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嘴角透出一丝狞笑，脸上的肌肉有点扭曲变形。他把明晃晃的马刀插入刀鞘，紧抖缰绳，用双腿夹击马背，用手拍打马身，想让东洋马从我们娘仨身上踏过去。然而，东洋马前蹄落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母亲急忙把我和妹妹紧紧搂在怀里，抬起头，死死盯住东洋马的眼睛，时间仿佛凝固了，这是一场人和畜生的对话。突然，只见东洋马猛一转头，驮着惊慌失措的日本兵向棉花地另一侧狂奔而去，铁蹄扬起的尘土溅落我们娘仨一身。

“娘，你怕日本人吗？”日寇扫荡过后，我问母亲。

母亲抿了一下嘴唇，咬紧牙关，目视远方，答道：“怕？怕有啥用！这些东洋龟孙不是人，他们还不如牲口！”

山东单县张寨村饮马井

娘仨获新生

“二嫂，你啥时候改嫁？”张寨村有族人逼问母亲。

“不要总惦记我那两间茅草屋。为了张家这两个闺女，我这辈子不会改嫁了。你们死了这条心吧！”母亲倔强地回答。

25岁就守寡的母亲，一个人拉扯我和妹妹艰难度日，还得随时应付地痞恶霸的欺压盘剥。她人活着，心却要死了。母亲寻求过菩萨保佑，可菩萨不灵光；信过耶稣，耶稣也没有给出好办法。面对余生，她不知道该怎样往前走。

1936年春天，我大爷爷家的三叔张子敬，从单县中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他以教书、行医为掩护，走村串户，宣传民族危亡、抗日救国的革命主张。大爷爷张学田、三婶蔡志真等由三叔张子敬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天，大爷爷趁母亲登门借农具时说：“他二嫂，你怎么还让孩子裹脚呢？眼下，不分男女老少，都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裹脚是封建老一套，鬼子来了孩子跑都跑不动，会把孩子给糟蹋了!”母亲听罢直点头，回来就讲给我和妹妹听。我一听，高兴的不得了，拉起妹妹和几个小伙伴就去了大爷爷家。在母亲和大爷爷支持下，我们几个女孩子首先革了裹脚布的命。

抗日女村长和她的两个女儿（左起：张瑞、母亲杨传荣、妹妹张英）

我爷爷张学古，排行老四，在我大爷爷张学田的影响下，逐渐对我母亲参加革命的行为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后来，爷爷也入了党。

1937年5月，母亲杨传荣由我三婶蔡志真和陈四大娘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入党的还有大爷爷家的二婶齐居真。那时，党组织还没有公开，革命者进出张寨都从地道走。我三婶家的灶台是地道口，母亲房子下面的地道是会议室，会议室一头通往村里的水井，另一个出口直通寨墙外边的草丛。一开会，母亲就安排我和妹妹坐在院子外边的石墩子上望风。我们姐妹俩搞不清母亲整天神神秘秘地在忙些什么，只感觉母亲性格变开朗了，精气神足了，村里人也开始敬重她了。

1937年12月，中共鲁西南工委移驻张寨，紧接着在张寨成立单县县委。不久，我三叔张子敬担任县委书记。随着抗日斗争的不断发展，党组织逐步从地下工作转为公开活动，母亲跟随张子敬、蔡志真，加入抗日动员委员会，积极参与筹军粮、拉队伍，人称“官二嫂”。

1938年10月，党组织安排母亲杨传荣担任张寨抗日村长。当时在各抗日根据地，女村长屈指可数。母亲的两间茅草屋成了共产党女干部的宿营地，母亲与她们同吃同住，在女干部们的影响下，母亲迅速接受了革命思想。

我和妹妹张英也加入了村里的抗日姊妹团，学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1938年12月，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进驻张寨，母亲支持我参加苏支宣传队，从此我也走上革命道路。

杨传荣家族故居，现为单县张寨湖西小延安红色教育基地

抗日女村长

千百年来，中国妇女，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妇女相比，遭受到了更多的压迫和摧残。正因为如此，她们更具有革命性和不输男儿的反抗意识，可她们缺少的，是组织者和领路人。

母亲杨传荣，一位走投无路的寡妇、不识字的乡下妇女，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中，迸发出了强烈的革命热情，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革命洪流当中。母亲先后担任抗日村长、抗日动员委员会工作队队员、抗日纺织合作社副主任、妇女救国会工作组成员。

动员放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方偏远的农村地区，妇女还盛行裹小脚的陋俗，谁的脚大，谁就会受到封建乡规、民约的制裁。共产党、八路军偏不信这个！母亲带头在群众大会上现身说法，控诉小脚给自己身心带来的巨大痛苦。母亲还让我和妹妹及姊妹团的团员们高声唱《放脚歌》：“俺们来宣传，妇女们听一番，宣传话儿好好听，放脚闹革命，呀嗨哟……”一次，我和妹妹随母亲和工作队到蔡堂镇附近的一个庄上搞宣传，有人在台下起哄“官二嫂，你别劝啦！女子自古都缠足，三寸金莲修来福！”母亲闻声笑了笑，不急不躁，一挥手让我们继续唱，“妇女妇女仔细瞧，姊妹们赶快去放脚，日本鬼子来围剿，小脚跑呀跑不掉，呀嗨哟……”抗日根据地妇救会和姊妹团的宣传很有效果，全面抗战开始不久，微山湖西岸地区就再也看不到裹小脚的女孩子了。

山东单县湖西革命烈士陵园

照料八路军伤病员。支援抗日队伍、护理伤病员是村里妇救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母亲当时常说的一句口号就是“男人杀敌、女人救护”。母亲在八路军医生的培训下，掌握了战场医护技能，多次完成了抢救伤病员的任务。母亲家里经常存放着八路军医疗队的药品器械，母亲知道，那些都是宝贝，是地下党员们费尽千辛万苦甚至牺牲生命才运到根据地来的，在战场上能救战士的性命。每次反扫荡，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药品器械箱子藏到最安全的地方。苏鲁豫支队有一位重伤号寄养在母亲家，一住就是两三个月。部队南下不久，那位战士的伤养好了，村里有人说：“官二嫂，你家没有男劳力，干脆把那个小八路收养了作你的干儿子吧！”母亲笑而不答，为战士烙饼，准备好干粮，送他到村头找部队去了。

组织纺花织布、做军鞋。当年，母亲和妇救会同志共同创建的张寨抗日纺织合作社是非常有名气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都愿意用张寨合作社做的毛巾和军鞋，夸奖说毛巾耐用、军鞋跟脚。张寨老党员、村妇救会会长蔡大娘兼任合作社主任，母亲作为她的助手，配合她开展工作，两人一起动员妇女加入合作社，鼓励大家为子弟兵贡献力量。蔡会长敢想敢干、风风火火，母亲任劳任怨、身先士卒。母亲纺车前的煤油灯在村里通常是最后一盏熄灭的，多少回，我和妹妹在母亲纺车的“嗡嗡”声中进入梦乡……

张英

筹集军粮。母亲配合村党支部，经常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富裕户有钱出钱，要求他们争当开明绅士；鼓励村民有力出力，共同抗日。她与同志们一道组成运粮队，用独轮车推、牛车拉，把粮食交给八路军，让子弟兵吃饱肚子打胜仗。1941年到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日寇疯狂地对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围剿，邻近据点的伪军还经常下乡来抢粮食，加上大旱和蝗虫灾害，老百姓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有时，筹到的军粮就是一瓢小米、一袋地瓜、一筐玉米棒子，这些可都是老百姓家里的救命粮。

开办抗日小学。抗战初期，单县县委带领母亲和同志们在张寨筹建了自强抗日小学，动员一家开明地主腾出一幢大房子作为教室，挑选一名中共党员担任第一任校长，前几期学生基本上都是抗日脱产干部子弟。学校时常让母亲邀请驻家里的女八路作为代课教师，苏鲁豫区委妇联的常俊婷同志最受同学们欢迎，她是延安抗大的高才生，英姿飒爽，会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令人痛心的是，常俊婷在湖西“肃托”中被残酷杀害，牺牲时年仅21岁。

宣传抗日，建立交通站。参加抗战前，母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参加抗战后，母亲很快就锻炼成为一名女演讲家了。有时，她跟着八路军宣传队一天能串好几个村子，姊妹团先在打麦场上大声合唱抗日歌曲，吸引村里男女老少出来听歌，然后宣传队队员宣讲抗日主张、减租减息，动员男青年参加八路军，接着母亲会登上石磨盘，拿起铁皮喇叭开讲。母亲工作作风干练，语言通俗易懂，演讲内容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老百姓喜欢听。一次，母亲控诉日寇暴行，讲到鬼子在南京怎样屠杀老人孩子，在济南怎样强奸妇女，在单县怎样烧老百姓房子的时候，听众里有人主动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大家都跟着喊，现场气氛很快达到了高潮。

单县是湖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张寨村是党的县委、工委、特委、地委、区委的常驻地，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黄河支队曾先后在这里驻扎。张寨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湖西的小延安”。母亲和她的同志们作为张寨一员，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

张瑞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经历湖西“肃托”

1938年初春至1939年夏天，湖西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时常驻扎在张寨的中共苏鲁豫区委，也称湖西区委、中共山东分局第五区党委，下辖鲁西南地委（辖曹县、曹东两个县委，考城工委和定菏特支）、湖边地委（辖鱼台、邹西和滕西三个县委），金嘉巨中心县委（辖金乡、嘉祥、巨野三个县委）、沛县中心县委（辖沛县、沛滕边、铜北三个县委和萧铜工委）、萧县中心县委（辖宿西、永城两个县委和砀南特支），还有丰县县委、单县县委、砀山县委三个直属县委，共22个县级单位。

在微山湖西岸的广袤土地上，除了县城和铁路沿线被日寇伪军或顽军占领外，其余均为八路军纵横驰骋的抗日根据地，地域面积、人口数量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位居前列。谁知到了1939年8月份，一场突如其来的党内斗争开始了。

“官二嫂，你能帮个忙吗？”中共苏鲁豫区党委的王科长半夜来我家敲门。

“啥事？”母亲见王科长脸色铁青，担心地问。

“上级通知我去湖边地委参加‘肃托'训练班。”王科长吞吞吐吐道，“万一，万一我回不来，请你多多关照我媳妇。”说完，王科长扭头掩上门就走了。

“娘，王科长也是托派吗？”我问。王科长住在我爷爷家北屋，平时，我喜欢跟王科长学文化，王科长夫妇也经常帮母亲干农活。

母亲沉思一会儿，说：“我不知道啥叫托派。谁是真共产党，谁是假共产党，老百姓心头有杆秤。”

后来，母亲从张子敬那里了解到湖西“肃托”经过，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1930年代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苏共党员、苏军将领被当作托派惨遭杀害。1937年11月，在中国，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在延安《解放日报》抛出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把“肃托”和打击汉奸相提并论。1938年8月，康生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影响恶劣，波及全党。当时，广大干部甚至参与“肃托”的许多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受康生小册子影响，把“托派”这个词当成“汉奸”，或者如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AB团”那样来理解。

湖西的“肃托”，首先从苏鲁豫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驻地鱼台搞了起来。1939年8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名单。王须仁搞“肃托”，得到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肃托”像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苏鲁豫区党委驻地张寨。

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整个湖西约600人被关押，苏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约300名党的优秀干部被害。事后，中共山东分局甄别结果，认定所谓“托匪”纯属子虚乌有。1939年11月，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从费县骑马飞奔湖西，制止了将要继续进行的这场疯狂屠杀，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大队长梁兴初以及李贞乾、张子敬等一批八路军指战员和党员干部被解救出来。冤案始作俑者王须仁畏罪自尽，王凤鸣叛变投敌。

母亲认识王须仁，他带眼镜，驼背弓腰，长相丑陋，曾任苏鲁豫特委秘书长，常驻张寨。王须仁。我大爷爷张学田曾对母亲说过，王须仁不像是我们的人，他对老百姓没感情，我厌恶他。

冤案处理过程中，母亲和张寨村党支部的同志们协助苏鲁豫区党委接待一批又一批烈士亲属，包括王科长刚结婚不久的妻子。母亲为女眷们安排食宿，给予她们慰藉。险些被二王杀害的湖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李贞乾，在被二王关押期间，他的两个女儿李勤、李勉就住在母亲家。李贞乾，曾任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队长、鱼台县长、湖西区专员公署专员，他在1942年反扫荡斗争中英勇牺牲。

母亲时常怀念在“肃托”中牺牲的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婷等女领导和一些好姊妹，说她们个个是女英雄，母亲始终忘不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与她们拥被而坐，听她们讲革命道理，一块儿憧憬抗战胜利。

在湖西“肃托”中牺牲的烈士，后来被安葬在单县湖西革命烈士陵园，我爷爷张学古由组织安排看守陵园。爷爷陪伴英烈几十年，病故后与烈士们安葬在一起。

母亲曾对我说过，看看咱们家住过的这些共产党、八路军吧！一批批人掉了脑袋，他们的爹娘都不知道到哪里收尸，又有一批批人跟上来，继续不顾死活干革命。当然也有被鬼子刺刀吓破了胆叛变的，出卖同志，当了汉奸。但是，会有更多的英雄儿女站出来，为穷苦人打天下，让老百姓看到希望。相信，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能战胜法西斯、过上好日子。咱湖西党组织给家贼败坏得不轻，“肃托”路线害死人。我能理解母亲的心声：在湖西革命老区，不管咱们队伍处境有多艰难，同志们不也都挺过来啦？靠民众、跟党走、拼到底、夺胜利，这就是湖西革命精神啊！

张英

还要当村长

抗战胜利前夕，母亲又一次担任张寨村长。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我军各解放区发起进攻。9月，单县陷入敌手，当年的汉奸伪军变成了地主还乡团，他们武装打到了张寨。解放军主力部队到外线进行运动作战，不断地歼灭敌人，中共湖西地委和湖西专员公署机关人员离开张寨，北撤渡过黄河，村里只留下几个党员坚持斗争。

“杨传荣，你这个小脚女共党，这回你跑不了啦！”还乡团抓住了母亲。

“呸！”母亲不屑搭理他们。

还乡团的一个头目恶狠狠地说：“杨传荣，你有本事给共军筹粮、筹款，今天老子也让你给我当一回村长。明天一早，你必须给我拿出50匹布来！”说完，又下令，“给这个女共党挖好坑，明天拿不出布就活埋她！”

那一夜，母亲做好了被还乡团活埋的准备。

第二天凌晨，单县武工队闻讯赶来，击溃了驻张寨的还乡团匪徒，把母亲解救出来。

1948年7月，单县第二次解放。当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内战图谋、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好转后，我随工作队回到家乡，与母亲、妹妹在张寨再次团聚。我看到母亲额头多了一道浅浅的皱纹，久经风霜的面庞平添了一份坚毅。我和妹妹紧紧拉着母亲衣襟，轻声问：“娘，今后你还当村长吗？”母亲用手捋了捋一丝凌乱的头发，“为什么不当？全国还没解放呢，我还要当村长！”母亲说。

母亲觉醒了！她投身民族救亡，历经苦难，坚定地跟共产党走，执着地实践和传承湖西精神，参加革命改变了自己和两个女儿的命运，迎来了新中国的辉煌曙光。母亲年迈后，跟党组织更亲了，坐轮椅也要坚持去参加党支部活动，她把按时缴纳党费作为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还经常给孩子们说：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我们全家人的幸福生活。她老人家心里始终铭刻着张寨那些老共产党员的名字：张子敬、蔡志真、齐居真、赵怀经……

2001年11月21日，杨传荣，这位世纪革命老人，无疾而终，享年97岁。

（谨以此文缅怀我的母亲和为建立新中国流血牺牲的先烈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