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股东诉讼的裁判规则

现行《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等规定了股东诉讼制度。依据股东诉讼的性质，股东对董事、高管人员的诉讼可分为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实践中，有些诉讼可能同时具备两种性质，即产生派生诉讼的同一行为或者事实也可能成为主张直接诉讼的诉由。本文以股东诉讼的案件裁判文书为研究标的，以2013年以来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裁判文书为主要对象，归纳、提炼股东诉讼裁判的理念和趋势。

一、股东诉讼的概念与种类

股东诉讼，是指由股东提起的诉讼。股东诉讼一般被分为直接诉讼与代表诉讼两种。直接诉讼，是指股东在作为公司成员在公司成立时就享有的股东本身的个体权利受到侵害时所提起的一种诉讼。代表诉讼又称派生诉讼、代为诉讼，是指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此不提起诉讼，由公司一个或多个股东代表公司对违法加害的董事、监事或者公司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派生诉讼与直接诉讼的主要区别在于：（1）诉因不完全相同。股东代表诉讼的诉因是公司的权力和利益受到侵害，该种侵害间接侵害了股东的经济利益，但并未侵犯股东的法定权利，而股东直接诉讼的诉因是股东的个人权利受到了侵害。（2）当事人不同。就原告而言，股东代表诉讼中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方可成为适格原告，而股东直接诉讼中任何股东均可成为适格原告。就被告而言，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外部第三人，但并不包括公司，而股东直接诉讼的被告既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包括公司，但很少是外部第三人。（3）程序规则不同。股东直接诉讼按照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则进行，而股东代表诉讼往往要遵循公司法的特别规则。（4）诉讼利益归属不同。股东直接诉讼的胜诉利益归属原告股东，而股东代表诉讼的胜诉利益归属公司。

二、股东诉讼制度的作用

在我国，赋予股东诉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赋予股东诉权有利于切实维护股东权益。赋予股东诉权可以有效遏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对于保护公司中的中小股东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其次，赋予股东诉权有利于强化公司的治理结构，敦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也有利于促使股东积极维护自身利益和公司利益。

实务要点一：

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如果股东不存在向公司有关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的可能性，则不应当以原告未履行前置程序为由驳回起诉。

案   件：周某春、庄士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民终16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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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股东先书面请求公司有关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的前置程序。一般情况下，股东没有履行前置程序的，应当驳回起诉。但是，该项前置程序针对的是公司治理的一般情况，即在股东向公司有关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之时，存在公司有关机关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如果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则不应当以原告未履行前置程序为由驳回起诉。具体到该案中，分析如下：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提起诉讼。该案中，李某慰、彭某傑为湖南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汉业公司）董事，周某春以李某慰、彭某傑为被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应当先书面请求湖南汉业公司监事会或者监事提起诉讼。但是，在二审询问中，湖南汉业公司明确表示该公司没有工商登记的监事和监事会。周某春虽然主张周某科为湖南汉业公司监事，但这一事实已为另案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否定，湖南汉业公司明确否认周某科为公司监事，周某春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否定另案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从以上事实来看，该案证据无法证明湖南汉业公司设立了监事会或监事，周某春对该公司董事李某慰、彭某傑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客观上无法完成。

其二，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庄士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士中国公司）不属于湖南汉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因湖南汉业公司未设监事会或者监事，周某春针对庄士中国公司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应当向湖南汉业公司董事会提出，但是，根据查明的事实，湖南汉业公司董事会由李某慰（董事长）、彭某傑、庄某农、李某心、周某春组成。除周某春以外，湖南汉业公司其他四名董事会成员均为庄士中国公司董事或高层管理人员，与庄士中国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基本不存在湖南汉业公司董事会对庄士中国公司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再要求周某春完成对庄士中国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已无必要。该案系湖南汉业公司股东周某春以庄士中国公司和李某慰、彭某傑为被告代表公司提起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诉讼，诉请三原审被告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综合以上情况，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周某春主张可以不经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该案诉讼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不当，应予纠正。

实务要点二：

《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他人”应当作狭义解释，即只有在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股东代表诉讼获得救济。

案   件：（株）圃木园控股与上海福生豆制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市张小宝绿色食品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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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该案股东代表诉讼属于该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但对于“他人”应当作狭义解释，即只有在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股东代表诉讼获得救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设置基础在于股东本没有诉权而公司又怠于行使诉权或者因情况紧急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时，赋予股东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当股东能够通过自身起诉的途径获得救济时，则不应提起代表诉讼，否则将有悖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设置意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株）圃木园控股与上海福生豆制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生公司）、上海张小宝绿色食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小宝公司）作为股东本身即享有诉权，而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起诉的后果，则剥夺了另一方股东反诉福生公司、张小宝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诉讼权利，因为其无法针对合资公司提起反诉，由此造成股东之间诉讼权利的不平等。因此，福生公司、张小宝公司无权提起该案股东代表诉讼，其起诉应予驳回。

实务要点三：

当股东代表诉讼进入执行程序后，股东代表出于继续维护公司利益的目的，当公司怠于主张自身权利时，有权向法院申请执行。

案   件：内蒙古环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执复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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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该案属于股东代表诉讼在执行阶段的自然延伸。根据2006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侵害了公司权益，而公司怠于追究其责任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可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诉讼。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股东个人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害，只是由于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而间接受损，因此，股东代表诉讼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以股东的名义直接提起的诉讼，相应地，胜诉后的利益归于公司。该案执行依据49号判决正是参照公司法中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认定风汽车贸易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公司）、内蒙古汽车修造厂（以下简称汽修厂）具备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并依其主张判令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同样，当股东代表诉讼进入执行程序后，股东代表出于继续维护公司利益的目的，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符合股东代表诉讼这一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因此，东风公司、汽修厂在联合公司怠于主张自身权利时，有权向法院申请执行。

实务要点四：

股东代表诉讼不限于民事诉讼范围内，公司股东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案   件：张某强、施某国与乡政府行政补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行再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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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在该案中，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均由掌起镇政府与云柱公司签订。张某强、施某国作为云柱公司的股东，认为其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该案行政诉讼的依据为《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该条规定赋予了股东维护公司利益的起诉权，规定了股东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条件和程序。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拒绝或者怠于通过诉讼手段追究有关侵权人的责任时，具有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利益而依据法定程序，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对侵权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所获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法律制度。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条件如下：第一，股东需符合法律规定要件。第二，股东必须在诉前用尽公司内部救济。《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赋予了公司股东在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而公司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况下以自身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但该规定并未将股东代表诉讼限制在民事诉讼范围内，公司股东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且该案系行政协议争议，行政协议本身即具有行政和协议的双重属性，作为公司股东如果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那么并不因为相关争议纳入行政诉讼而丧失其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该案中，云柱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张某强、施某国作为云柱公司的股东，在慈溪市政府、掌起镇政府不履行与云柱公司签订的系列协议，云柱公司不仅怠于起诉且与张某强、施某国达成允许其起诉协议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为了公司利益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实务要点五：

公司不是合营合同仲裁条款的当事人，诉争事项也并非股东之间的权益争议，因此股东代表诉讼不应受合营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

案  件：香港帕拉沃工业有限公司与北京昆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四终字第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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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根据《民事诉讼法》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该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该案中，香港帕拉沃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拉沃公司）系帕拉沃公司认为北京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北京富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裕达公司）的股东。富裕达公司的另一股东昆泰集团对合作公司富裕达公司实施了未足额投资及挪用公司资金等侵权行为，从而侵害了合作公司的权益，源于此，帕拉沃公司提起该案股东代表诉讼。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凡是对公司实施了不当行为而致公司利益受损的人都可能成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因此，昆泰集团为该案的适格被告。

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源于公司的权利，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是代表公司主张公司的实体权益，帕拉沃公司于2007年9月26日致函特别清算委员会请求清算委员会以合作公司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北京昆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泰集团）向合作公司赔偿损失。特别清算委员会于2007年10月15日回复帕拉沃公司称：因该清算委员会就帕拉沃公司的请求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因此不能按其要求提起民事诉讼，并建议帕拉沃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自行处理相关事宜。因此，该案已经满足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条件。该案中，在清算委员会明示不对昆泰集团提起诉讼后，帕拉沃公司有权对昆泰集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该案中富裕达公司特别清算委员会不是仲裁条款的当事人，诉争事项也非股东之间的权益争议，股东代表诉讼不应受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

在公司法审判实务中，公司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有多种选择，股东诉讼制度正是基于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这一目的所构建。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等对股东诉讼制度进行了规定。赋予股东诉权有利于切实维护股东权益、有效遏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强化公司的治理结构。应当注意的是，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源于公司的权利，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是代表公司主张公司的实体权益，不受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股东只有在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股东代表诉讼获得救济。同时，股东代表诉讼的适用，并不限于民事领域，股东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此外，股东代表诉讼也适用于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