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要羁押的就少羁押”的司法理念，不能在“能关就关，关起来更保险”的旧观念面前碰壁。
被羁押了515天的嫌疑人，患有陈旧性肺结核、肺大疱病；看守所认为她已不适合继续羁押，在1年时间内4次向办案单位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其子亦曾提出“取保候审”申请；在看守所最后两天，嫌疑人曾双手合十求救，两次按响紧急情况警报，最终于今年9月8日去世……新京报日前的一则《女企业家羁押期病重死亡》的报道，引发关注。
据报道，2018年6月，因涉职务侵占罪、行贿罪，女企业家周广华被刑拘，羁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她因病陆续出现咳嗽、咳痰、咳血，止血效果差。可虽然看守所和家属都做了争取，在她被送医院抢救的当天下午，才迎来玉田县法院变更嫌疑人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的决定书。据了解，唐山市检方驻涉事看守所检察室工作人员表示，已介入调查。
“羁押为例外，取保为常态”成现代刑事司法层面的共识，近日最高检检察长张军还表示“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实刑可判缓刑的判个缓刑好不好？我们认为是非常需要的”的背景下，该案无疑是个“可解剖的麻雀”，值得反思的地方良多。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有这几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都可以取保候审。而周广华就符合这三条。
就此事看，首先，看守所多次提出的建议就提到了，周广华属于患有重疾的被羁押者，她死前已被羁押500多天，也大大超过了刑事案件的正常办案期限，基于这两点，对其变更强制措施都是必要的。
其次，这样一位年纪较大的女性抱病者，涉嫌的又是普通经济犯罪，最多也是判处有期徒刑，司法机关做出“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也合理合法，不知当地办案机关还担心哪些障碍性因素？
从报道看，周广华家人跟看守所数度争取，仍未得到办案单位同意。涉事办案单位为何屡次拒绝其取保候审，有何根据，是否合法，显然需要更多的解释。
说起来，变更刑事强制措施难，其实是个普遍性问题。对一些案件承办者而言，变更程序复杂，有时还牵涉公检法之间的关系处理，难免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惯性思维，通常对于不变更强制措施，他们也无须担责。
但对于被羁押者及其家属亲人来说，羁押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方方面面的，更何况超期羁押很可能带来“以关代罚”的潜在风险。在多数情况下，“关了就得认”“关了就要判”的思维定式，很可能给被羁押者带来不利的裁判后果。
若周广华在羁押期间，能感受到人道主义关怀，境况会不会不一样，值得思忖。可现在，整个刑事案件只能因她的病故而被迫终止，司法正义也无处落脚。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和刑事政策的变化，“不必要羁押的，就不羁押、少羁押”，本该深入司法人员内心。但在司法实践中，变更强制措施执行起来难上加难，“能关就关，关起来更保险”的理念和做法始终占据优势地位。这不仅与我国司法进步的面向不符，也与司法改革和法治进步的进程没“对上表”。
回到周广华一案上来，当地已介入调查，有关部门的做法是否合法，是否该有人为此负责，希望有关部门能一一调查清楚，给死者家属以安慰，也消弭民众质疑。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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